宋徽宗为何重用蔡京？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4年，这是大宋宣和六年，大辽保大四年，大金天会二年。先来看看宋辽金三方的局势。上一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逝，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继位。国有大丧，各方面的利益也在内部做调整，所以这一年，大金在各个方面的行动都放缓了。而大辽的天祚帝，在这一年还组织了最后一次反扑，但也没有用，到下一年的二月份，他就会被金军抓获，大辽正式灭亡。至于宋朝和金朝之间，表面上还算平静，毕竟双方这个时候还算盟友。但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下一年，金兵就要南下。这已经是暴风雨之前最后的平静了。就在这一年，宋朝还折腾了一次换宰相的事。这时候的宰相是王黼，宋徽宗听说，他家的柱子上长出了一株灵芝，哟，这是祥瑞啊，我上门看看吧。结果一登门就发现，王黼和大宦官梁师成居然住隔壁，而且两家还在墙上开了一道便门，来往得非常亲热。这还了得？宰相和宦官结交，从来都是大忌。宋徽宗把脸一拉，回去就勒令王黼退休了。那换谁当宰相呢？朝中的几个大臣资历都浅，镇不住场子，徽宗又想起老熟人蔡京了，叫回来当宰相吧。这是蔡京第四次拜相。蔡京这个时候已经78岁了，眼睛几乎看不见，腿脚也不利索，上朝跪拜艰难，徽宗说，你平时也甭来了，就在家办公吧。其实，他也办不了公，所有的文件都是由他的小儿子蔡絛代念代批。这风烛残年的，也是不容易。提前预告一下蔡京的结局吧。他这次宰相只干了四个月就被罢免了。再转过年，1126年，蔡京就死了。老天有眼，蔡京即使已经80岁了，即使已经退休了，当时的宋钦宗还是把他一贬再贬，最后是死在贬谪的路上，算是没能善终。蔡京太有名了，如果问一个中国人，中国古代有哪些奸臣？估计不出前五名，应该就能数到他。那蔡京这个奸臣的成色到底怎么样呢？咱们给他打打分数——说起奸臣，首先一条肯定得奢侈贪腐，这是老百姓最恨的。蔡京有很多这个方面的传说。比如，他请下属吃一顿蟹黄馒头，就这一道菜，能花掉1300多缗，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十几年的生活费。还有个著名的笑话：有个士大夫在京城买了一个小妾，据说这个女子曾经在蔡京太师府的厨房里做包子。既然大厨到家了，那咱也做个宰相府的包子尝尝吧？这小妾说，我不会。咦？你不是做包子的吗？咋能不会呢？小妾说，我们那儿分工细，我在做包子的厨房里只负责切葱丝儿。你想想看，蔡京家的生活排场有多大。这一条，蔡京满分。奸臣一般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勾引皇上干坏事。这一条蔡京又是满分。要是没有蔡京这一身善于搜刮民财的本事，宋徽宗这一朝也干不了那么多荒唐事儿。奸臣还有什么特点？残害忠良。这方面蔡京的劣迹也不少，比如迫害前任宰相刘挚、梁焘，搞什么元祐党人碑等等。以上三个奸臣特点，蔡京都符合。但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奸臣，还往往是权臣，不说谋朝篡位吧，至少你得能遍植党羽，形成势力，让皇帝轻易不敢动你啊。比如汉代的霍光，他能废立皇帝，汉宣帝跟他同坐一辆车，感觉背上有刺儿在扎自己。成语“芒刺在背”就是这么来的。再比如后面的秦桧。秦桧死了之后，宋高宗才跟身边人说，哎，从今天起啊，我这靴子里终于可以不带刀了啊。这是防着秦桧呢。这样的权臣，多少得让君主有所忌惮。那蔡京符合这一条吗？不好意思，要让你失望了。如果奸臣有考试的话，前面几门功课，蔡京都是满分，而唯独这一条，他不及格。但你可能想不到，就这么一个并没有当上权臣的奸臣，却是北宋历史上做正宰相最久的人，四起四落加起来总共干了14年零5个月，超过宋太祖的宰相赵普的13年零8个月，也超过宋真宗的宰相王旦的11年5个月。这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蔡京这个严重偏科的奸臣形象。当然，更重要的是，咱们还得追问，在士大夫精神如此高扬的宋朝，为什么宋徽宗偏偏重用蔡京这样的宰相？
1另类奸臣如果把蔡京放到宋朝宰相的序列里来看，他的突出特征可能是贪、是坏。但是，把古往今来的奸臣排在一起，蔡京的突出特点反而是“怂”。可以说，他是以一己之力创立一个很罕见的奸臣类型：“无尊严型”的奸臣。为什么这么说？你就看一个场景——到了下一年的四月，徽宗觉得蔡京实在干不了宰相了，就派童贯和蔡京的大儿子蔡攸一起上门，劝蔡京写辞职报告。你看，这个面子给得很足了，童贯是宦官，是皇上的亲信，蔡攸是重臣，也是你自己的儿子，两个方面的代表都到了。但是没想到，快80岁的蔡京，就是不肯辞职。他哆哆嗦嗦摆出酒宴招待二位，一边敬酒一边哭：皇上为啥就不能容我再做几年宰相？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进谗言陷害我吧？”童贯说，那我上哪儿知道啊。蔡京说：“我不忍心走啊，皇恩还没报答完呢。我这番心思啊，二公是清楚的啊。”后来这事传出去了，舆论大哗：开什么玩笑？你79岁的宰相管自己49岁的儿子叫“公”？当然了，这事儿也拖不过去，最后他还是只能把辞职报告交了。按规矩，宰相辞职，怎么也得辞三回。宋徽宗一看，第一份辞职报告都要得这么费劲，干脆吧，让人把剩下两份都替蔡京写了，然后直接批准。你看，君臣一场，最后分手居然也如此不堪，相当于是把人轰走的。蔡京这哪儿像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奸臣？更像一个被公司开除、死死抱着老板办公室门框不肯撒手的老员工。那你说，这是因为蔡京老了吗？不，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也这样。崇宁年间，那还是将近20年前的事儿，蔡京第一次罢相，有客人去见他，他就边哭边说：“如果我蔡京真干了什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朝廷的事，就让我那三个宝贝儿子全都没好下场。”后来就有人给他编段子，是个对联，上联是“两行珠泪下”，下联是“三个凤毛灾”——凤毛是当时对贵公子的称呼，老蔡家这三根凤毛，被他拿来赌咒发誓用的。他在徽宗一朝，四次被罢免，每次都这样，哭哭啼啼，又是磕头又是求情，就是不想走。史书上给他下了四个字：无复廉耻。 过去的节目里，我们反复强调过，蔡京很能干，很能搞钱，所以宋徽宗离不开他。按说，一个很能干的人，通常也有自尊，似乎不应该是这么个形象。说实话，刚开始了解到蔡京这一面的时候，我也很纳闷：这反差也太大了。后来还是看到一本心理学的书，就是这本——卡尔·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经典——我才觉得，哦，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蔡京这个表现也可以解释。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成为自己。那么，成为自己的标志是什么？是他慢慢建立起一个内部的评价中心。在此之前，他评价自己的标准都来自于外部，别人夸一句，就高兴得冒泡；被别人损一句，能沮丧半天。咱们都是从小孩过来的，都清楚这个感觉。但是随着人渐渐长大，自己内心的是非观、价值观建起来了，就没那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操纵了。这件事我做得到底对不对？自己心里越来越有数，外部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内核稳定”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敢说，有了真正的自我。但你也会发现，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能把这个进程走完，能力也许很强，但人格就是不完善。蔡京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来简单对照一下：首先，这样的人会严重依赖外部评价。为啥不让蔡京当宰相，他马上就痛哭流涕？因为对他来说，宰相不只是个位子，那还是他的镜子啊。他经常要问：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才是天下最能干的人？如果镜子回答，你是宰相，所以你最能干，这时候他心里才舒服嘛。他的评价中心在外面。对这样的人来说，上级的指挥棒往往会特别灵敏。蔡京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新旧党争。你说他是什么党呢？不好说。宋神宗搞变法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开封府知府，妥妥的新党；神宗去世，司马光上台，蔡京马上就想变旧党。司马光要废除新法，其他人都说时间太急了，只有蔡京，在那么大、情况那么复杂的开封府，居然五天就把免役法废掉。把司马光高兴得：“要是人人都像你蔡京，天下还有什么事办不成？”你看，只要外部的评价标准一变，他就能跟着变，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再过几年，哲宗亲政，章惇当宰相，又要恢复新法，正在斟酌章程，很久都定不下来。只有蔡京，立场特别坚决，他说，直接把当年神宗时代的办法拿来用啊，还讨论什么讨论？你看，这时候他又成了最坚决的新党。过去我们总觉得，蔡京是翻覆小人嘛，这样表现很正常。但是新党中被称为小人、奸臣的很多啊，像蔡京这样变来变去，毫无心理负担的，好像只此一位。那个曾布，心眼也不少，但是遇到同样的情况，司马光让曾布改免役法，曾布就说，这个法就是我订立的，你现在让我自己改自己，我做不到啊。这个表现才是人之常情。所以，蔡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根子还是人格上的，他没有内部的评价中心：这事该不该干？我心里是没有标准的，只能眼睛向外看，皇上需要什么，我就努力去干什么。蔡京的这个特质，到了徽宗这一朝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徽宗要稳定朝堂，蔡京就帮着拉黑名单、搞元祐党人碑；徽宗要钱，蔡京就主持盐茶财政改革；徽宗要彰显武功，蔡京就支持王厚、童贯收复青唐；徽宗要表现仁慈，蔡京就办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徽宗要搞神秘、搞抽象，蔡京就帮着铸九鼎、建明堂、制礼作乐、大办花石纲。估计你要是问他，这些事办得对不对，蔡京应该会翻白眼：啊？听官家的还能有错儿？这不是我们在猜。当时就有人用一个词儿来描述蔡京，说他是一个“屠沽”，就是杀猪的、卖酒的。还有的传说把这事编排在了王安石身上，说当时朝廷提拔蔡京当知制诰，就是草拟圣旨的秘书——王安石听说了，就来了一句：“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他就是一个杀猪卖酒的小商贩，怎么干得了知制诰这么清贵的职务？虽然这则史料的真伪有争议，但这也说明舆论对他的一种看法。我理解，拿市面上杀猪的卖酒的这些小生意人来比喻蔡京，是说他没有自己内心的持守，就跟个生意人似的，不是看自己相信什么，而是看市场需要什么。和所有内核不稳定的人一样，蔡京还有一个特点，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叫“不能完整地接纳自己”。什么意思？所谓完整接纳自己，不是说觉得自己尽善尽美，而是知道自己的局限和边界，而且愿意为此负责：我知道我的问题，但这就是我。而不能接纳自己的人，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对自己的评价异乎寻常地低。两年后，宋钦宗即位，蔡京被流放南下，只有一个学生，送他到长沙。路上，学生就问他：以您老人家的远见卓识，你难道不知道国家会走到这一步吗？蔡京的答案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我觉得，国家出事，那个灾难未必能落到我头上。没准我能幸免。你看，这个心态有意思吧？一般的坏人，干完坏事，还能给自己找个理由，我因为什么什么，所以这不算坏事。但是蔡京做不到，他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是一边勤勤恳恳干坏事，一边是担惊受怕盼侥幸。接纳不了自己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和人建立亲近的关系。这一点在蔡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蔡京和蔡卞，那是亲兄弟啊，同时中了进士，后来又同时当上了中书舍人，给皇上当秘书，后来又几乎是同时进入执政班子。你听听，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儿，这兄弟俩，简直就是大宋政坛上的一段佳话啊。这么个关系，就算兄弟俩没有那么亲近，装也得装得好啊，这是多天然的政治盟友啊。这样的政治资源，别人求都求不来，但是蔡京呢，跟兄弟蔡卞最终反目成仇，他是亲自跑到宋徽宗那儿说兄弟的坏话，把蔡卞赶出了中央。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蔡京跟自己的儿子蔡攸也搞不好关系。请注意，这蔡攸可不是普通的儿子，宋徽宗还没当皇帝的时候，蔡攸就是徽宗的玩伴。你想，蔡京在前朝当着宰相，他儿子当着皇帝的身边人，这么一里一外的，不又是一对天然的政治盟友吗？但是，嘿嘿，两个人又是为了争权闹翻了。有一次，蔡攸来看他爹蔡京，进屋就抓起蔡京的手，寸关尺这么一搭，哟，爹啊，你这脉象可有点儿弱啊，你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蔡京说没有啊。蔡攸说，那行了，皇上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蔡京身边的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你儿子这没头没脑的回来一趟，这是要干啥啊？蔡京冷笑说，呵呵，他想借口我身体不好，到皇上那儿进言，要罢免我的宰相啊。果然，知子莫若父啊，几天后，蔡京罢相。我的天哪，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啊：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你找遍北宋官场，也不可能有第二户这么奇葩的人家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只能用外部标准评价自己的人，也只能用权力斗争的视角来看待一切关系，包括自己的亲人，这不仅是品德问题，也是一种能力缺陷。蔡京的心理问题，我们就分析到这里。老天爷给了他那么长的寿命，那么好的机会，但是他还是没有走完那条漫长的、建立起一个内部评价中心的人格完善之路。但是，这一期节目，我们并不想围绕蔡京打转，我们要追问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这么个内核不稳定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声名狼藉，他怎么就能成了大宋朝的宰相呢？而且是北宋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
2家奴宰相为什么蔡京这样的人能成为大宋朝的宰相？还能当那么长时间？这可不是什么“用人失误”能解释的。就说今年——蔡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还第四次拜相。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这叫“落致仕”，致仕就是退休，落致仕就是退休返聘。朝廷为啥会把退休已经四年的老蔡京返聘回来？肯定是实在没人可用啊。这说明啥？说明这个时候大宋朝的用人机制出了问题，筛来筛去，只有蔡京这样的人可以用。为什么会这样？传统上有一个解释，说这赖王安石变法。按照南宋大儒朱熹的观点，王安石这个人本身学问、品行都还是可以的，但是，他搞的这个变法，引用奸邪，流毒四海，用了大量像蔡京这样的急功近利的小人，最后导致北宋灭亡。虽然用君子小人这样的道德概念来解释政治现象，有点粗糙。但是，把问题的根子追溯到王安石变法，这其实是非常有见地的。稍微退远一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整个北宋政治，以1069年王安石变法为界，可以清晰地分成两段。前一段的100多年，和后一段的这50多年，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好像截然不同。那这个不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试着提出一个解释：是国家政治的第一优先级变了。 前半截的大宋朝，结构是优先的，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结构，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嘛。什么叫“事为之防”？就是每件事都要防范，什么是“曲为之制”？就是不仅要防范，而且还不能只是单点管控，还要通过迂回分权、交叉制衡的方式进行约束。而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大宋朝呢？结构优先让位给目标优先。“富国强兵”成为压倒性的国家任务。这个任务，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KPI式的目标：国有多富？可以用财政税收来衡量；兵有多强？可以用打了多少胜仗来衡量。你感受一下：前半段大宋政治的气质，既然要维持稳定的结构，那就最好不发生什么，是岁月静好地过日子。而后半段呢？既然是富国强兵，那就要起来行动啊，要匆匆赶路啊，搞全国性的急行军啊。你可能会说，这有矛盾吗？有。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游戏。借用哲学家卡斯的名著《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里的概念，大宋朝前半段玩的是“无限游戏”，这种游戏的特点是无所谓输赢，让这个游戏本身能持续下去才是玩家的目的；而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的政治目标变得急迫且具体，要富国，要强兵，要灭了西夏，要收复幽云十六州，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有限游戏”了，规则清楚，在追求明确的输赢胜败。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国家政治的优先级一变，政治生态就会跟着变。在无限游戏下，国家非常在意保持结构之间互相制衡的作用。皇帝、宰相、枢密院、三司、台谏等等，各有各的角色。宰相虽然要听皇帝的，但他还要对宰相这个职位负责，对朝廷的行政程序负责，对士大夫的公议负责，对自己的政治声誉负责，甚至还要对将来史书怎么写自己负责。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政的最终决定权，但通常也会尊重各级官员的职守。皇帝心里非常清楚，这看起来好像皇权受限，但其实是对皇权的保护。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来自宋仁宗。仁宗后宫有些嫔妃，老缠着仁宗想要升迁，仁宗说，啊呀，按照规定不行的啊。嫔妃就说了，你说话不就是圣旨吗？你说要办谁敢不答应？仁宗笑着说，行吧，你不信，我就写条子给你办办看。条子写了，宰相那边就是不听，仁宗又笑，我说的吧？办不成的。你琢磨一下宋仁宗的这个笑，他是乐得被制约，少了很多麻烦。这是一种着眼于长治久安的结构性的君臣之间的默契。在这种政治生态里，才会出现那种所谓铮铮铁骨的宰相，比如敢把皇帝写来的条子当面烧了的李沆，比如敢拉着皇帝的袖子吵架的寇准。这不仅是这两个人的高风亮节，还是这种政治生态里，宰相自然拥有的行动空间。你就想今天的公司嘛：董事会聘来了一个CEO，CEO当然要尊重董事会的经营方针，但是，在很多经营细节上，CEO不会只听董事长的。因为CEO还要对自己的职业声誉负责。这家公司如果被他搞垮了，他将来在整个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信用也毁了。你看，CEO不需要有多么耿直的个性，他也不会唯董事长马首是瞻。但是这种政治生态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效率太低了。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出门左转，去听我们《文明之旅》1043年那一期，讲的就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你想做一件事，宰相一个意见，枢密院有另一种意见，台谏又出来反对，地方官再说情况复杂，结果就是什么也办不成。反映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就是宋朝所谓“冗兵冗官冗费”的毛病。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想改变这个现状。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这些具体的政策，而是要带着国家前进：不能留在此地啊，要往前走啊，往好了发展啊。有了这个目标，那所有的制度、职位，就都得围绕目标重新组织了。旧结构里原本被认为是优点的东西，就有可能变成缺点了：台谏提不同意见，过去叫尽职，现在可能叫制造噪音；宰相坚持自己的岗位判断，过去叫担当，现在可能叫不顾大局；各个部门层层审议，过去叫防范风险，现在可能就叫效率低下。请注意，这不只是大宋朝的问题，所有的无限游戏一旦切换成有限游戏，都要经历这样的生态转换。打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北宋的前半段，更接近于一个“非盈利组织”，玩的是无限游戏 ，玩家的目标主要是游戏本身的可持续，它的制度设计当然就会着眼于防弊端和防风险；而突然有一天，这个非营利组织宣布改制，改成了一家盈利性的企业，整个组织有了一个业绩增长的现实目标，那可想而知，它的内部制度就得跟着变，权力要集中，观念要统一，执行要有力。这就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事情。历来对于王安石的那些批评，说他倔，说他拗，说他霸道，说他听不进意见，其实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国家有了明确的现实目标，要从此地走到彼地，那执政者天然就想在组织内部说一不二，令行禁止。就像军队的指挥官，既然要打胜仗，那前提就是部下一切行动听指挥。从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开始，大宋朝的这个转向就开始了，皇帝换了好几茬，宰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退回去，那就是每一派一旦上台，都先把自己的路线确立为国家唯一正确的方向，再要求整个朝廷围绕这个方向重新站队。在这个大背景下，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种持续而又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三个典型人物。先来看王安石，他可以说是最后一批可以在皇帝面前表现出李沆、寇准式的风骨的宰相了。他对神宗皇帝的态度很简单：要不你听我的，无条件支持我搞变法，要不你就放我走，这个宰相我不当了。他第二次拜相期间，双方闹到了什么地步？皇帝下令：你们给我把王安石的家看住了，他的家属和行李，一律不许出府。这是担心王安石不经皇帝同意，直接收拾行李就走人。你看，这个时候的宰相还是有尊严的。而在王安石之后，宋神宗和宰相之间，就开始往纯粹的上下级关系方向发展，渐渐地，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了。当时的宰相王珪、蔡确，经常因为一点小错，就被皇帝罚款，交完罚款还要到宫门前去谢主隆恩。这就多少把宰相看成是自己的家奴了。但是请注意，即使宋神宗不尊重宰相，宰相自己还是有自尊的。比如，那个蔡确，虽然也名列《宋史·奸臣传》，但是他后来被迫辞职的时候，那话说的，把自己大大的表扬了一番：这个功劳是我的，那个活儿是我干的。这个蔡确还是蔡京的远房的族兄弟，走归走，那也得放下几句狠话，不能像后来的蔡京那样，跑到皇帝面前哭鼻子求不走。而到了蔡京呢？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可以哭鼻子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弄臣和君主的关系。我就讲一个场景，你感受一下：有一次上元节，徽宗到端门的门楼上看灯，登楼之后往下俯视，看见蔡京家也在下面搭了个临时的帐篷，也在那儿看灯呢。徽宗居高临下，把果盘里的橘子当成弹珠，一颗一颗砸到蔡京家的帐篷上，弹了几百颗。哎，你扔个一颗两颗，说你们君臣关系好，脱略行迹，开开玩笑没啥，但是你扔几百颗，而且还是在公众场合中，众目睽睽之下，这对宰相的尊重可是一丁点也不剩了。说得严重点，在宋徽宗的眼里，这蔡京和宫廷里可以胡乱开玩笑、勾肩搭背、随意亵玩的宦官，也没什么区别了。你看这个演化的轨迹：王安石是——皇帝不听我的，我就要走；蔡确是——皇帝要我走，我气哼哼的；蔡京呢？——皇帝要我走，我哭天抹泪，满地打滚地求不走，而且可以忍受任何程度的折辱。现在可以回答我们刚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蔡京是一个人格畸形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成为北宋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因为，这个时候大宋宰相职位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士大夫，但那样的人，已经无法被此时的宰相标准筛选出来了。现在这个职务上的人，必须是皇帝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必须能力超强，而且必须没有自我，甚至可以说得直白一点，宋徽宗需要的不是一个士大夫式的宰相，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家奴。这样的人，在宦官中还比较好找，宋徽宗就找到了童贯、梁师成和李彦，宦官本来就是皇帝的奴才嘛。而在士大夫中找到这样的人物，就相对比较难了。现在你理解了，为什么到这一年，宋徽宗痛感无人可用，把78岁的蔡京又召回来当宰相了吧？
3如臂使指今天我们是从蔡京讲起，但我们不是要批判蔡京，我们要描述的，是宋代士大夫和皇帝关系演化的一个进程。在徽宗之前，士大夫和皇帝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其实不见得是谁比谁横，而是要维持住一个彼此尊重的平衡。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宋哲宗小时候，启用了文彦博当朝廷重臣，同时让理学家程颐当了皇帝的老师。这两个人对皇帝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文彦博，当时80多岁了，伺候皇帝一站就是一天，皇帝让他休息他都不肯，礼数周到到了极致。你别忘了，这可是跟宋神宗说，你们皇帝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彦博啊。而程颐呢？平民一个，给皇帝上课一点面子也不给，皇帝特别怕他。有人就问程颐，你这岁数、这身份，咋对皇帝比文彦博还横呢？程颐说，当然了，文彦博那是三朝老臣，资历那么老，现在面对幼主，必须恭敬啊。而我是一介布衣，我怎么敢在皇帝面前不自尊自重呢？你看，这就是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互相尊重的默契：各按本分，扮演在政治结构里的适当角色。可是，到了徽宗一朝，你会发现，何止是蔡京？徽宗身边充斥了蔡京式的人物，特点都是两个：第一，能力超群；第二，没有自我意志。他们的角色非常含混，是宦官、宠臣，甚至是弄臣的混合体。再过一年，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已经逼近，大宋上下开始清算徽宗朝。后来，有人就提出了“六贼”的概念。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个介绍这六个人了，但是你观察他们的角色，你会发现，这不是六个人六个大脑，他们是从宋徽宗这一个大脑里向外生长出来的六种器官：蔡京把皇帝的想法变成朝廷政令；梁师成在宫里传话传旨、暗掌实权；李彦在西北圈地刮钱；朱勔在东南办花石纲；王黼操盘收复燕云的全盘事儿；童贯替皇帝领兵打仗、跑外交。六个人虽然身份不同，互相也不和，但是本质一样，都是负责不折不扣地把皇帝的个人愿望，变成整个国家的行动。你可能会说，这不也挺好吗？这样做事有效率啊。那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宋徽宗是一个无私正直、睿智理性的皇帝，假如他身边的几位都是绝顶聪明、还忠心耿耿的助手。皇帝一个念头下来，马上有人出方案；方案一出来，马上有人筹钱；钱到位了，马上有人设机构、派官员、压任务。那大宋朝会变成什么样呢？其实，这个思想实验不用我们做，早就有人做过了。2003年，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就提出一个假想，如果人工智能是一台能力极强的机器，好，现在人类给它下个任务吧，比如，你给我多生产回形针。那你猜结果会是啥？它会把地球拆了，生产尽可能多的回形针，而不会管给人类制造多大的灾难。同样啊，假如宋徽宗下令说，三年之内，大宋境内不许再有一个流落街头、冻饿而死的乞丐。这个目标应该是正当的吧？但是你放心，在六贼的操作下，大宋朝马上会冒出各种流民收容所，乞丐数字会成为地方官的考核目标，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大量的财政资源，不管原来怎么用，都会被挪到这个任务上来。最后呢？民间的真正穷人的状态不会因此改善，甚至会过得更悲惨：他们会被强行塞到人家去住，会被禁止上街，甚至会被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直接物理消失。最后，流民数字一定会从账面上消失。上上下下都会喊，官家圣明，徽宗本人也会左手握着右手说，你真是个圣君。你看，一个“回形针”式的闹剧，会在大宋上演。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想象，如果你看过我们在公元1121讲的“花石纲”的故事，就会知道，这架皇权意志的放大器，最后会把出自皇帝的一点点初衷放到到何其荒谬的程度。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大宋朝就在发生缓慢的变化。最初，赵家天子希望把大宋朝变成一架精密运转的钟表，零件和零件之间，紧密咬合、丝丝入扣，走出精准的、稳定的秩序。
但是这么运行了100多年后，这架钟表渐渐慢了下来，零件之间堆满了累赘的灰尘。宋神宗决定要把这架钟表改造成一部雄心勃勃的、要远征、要去别处的汽车。但是，车行路上，两派人因为路线问题，激烈争抢方向盘，每次抢到方向盘，都想要把刹车拆掉，把油门踩死，以最高的效率冲向自己划定的重点。到了宋徽宗这一朝的20多年，拆除刹车的工作已经彻底完成，蔡京以及所谓的“六贼”，他们不只是六个奸臣，他们还是皇权意志的放大器。他们像AI一样，能力超强却不承担责任：目标不是他定的，代价不是他承担的，他也没有自我意志，他只知道把事情越做越大、越做越快、越做越像成功，直到把这辆车的速度飚到极限，最后车毁人亡。再过一年，到了明年也就是大宋宣和七年的年底，宋金战争就要爆发了。整个过程，会看得我们目瞪口呆，一个如此经济如此繁荣，文化如此雅致，武力很有规模的大宋朝，怎么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那么荒谬？只有看清了宋徽宗此前20多年里在获得行动力上的节节胜利，才能看得懂他此后3年里在对外战场上的令人羞耻的一败涂地。靖康之耻，不是什么飞来横祸，它是对一场不受约束的权力狂欢的总清算。这就是公元1124年我们为你从蔡京讲起的一段大宋政治演变史。我们下一年，公元1125年，在那个血色初现的年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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