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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是怎样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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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8 08:32: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撰文丨张天祁责编|徐卓君
哈佛大学校长辞职;MIT校长道歉;哥伦比亚大学爆发游行抗议,学校停课警察入校逮捕学生……在巴以冲突之下,美国大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

在冲突刚开始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被指对反犹声音过于纵容,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举办了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校长最终不得不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倒是强硬,但最后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美大学的抗议浪潮。

在面对这个复杂议题时,美国的名校们显得有些进退失据,除了政治压力以外,来自捐赠人的压力也不可小觑:亨茨曼基金会宣布停止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捐赠;石岭资本创始人史蒂文斯撤回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1亿美元捐款;哈佛的1600名校友发起了“只捐1美元”的行动……

在中国,大学的运营经费更多仰赖财政和税收资助。然而在美国,高等院校尤其是那些顶尖私立大学在财政上非常依赖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捐赠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大学施加重大影响。

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规模巨大,一些名校的捐赠基金积累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以哈佛大学为例,其捐赠基金在2023年达到了507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突尼斯、巴林和冰岛等120多个国家的GDP[1]。

截至2023年6月30日,哈佛大学的总资产为730亿美元,总负债为115亿美元,净资产为615亿美元,报告还提到,捐赠基金是哈佛大学的财务支柱,支持大学工作的几乎每个方面[2]。

以2023年当年为例,哈佛大学该年的运营收入达到59亿美元,来自捐赠基金的就有22亿美元,占总额的37%;所有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等加起来,占总收入的22%;。而包含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全部拨款的“赞助支持”类别,只能占到总营收的17%。

不仅是顶尖私立精英大学,现在一些美国公立学校由于财政拨款的减少,也加重了对捐赠基金的依赖。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多州对公立大学的资金支持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这在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尤为明显,导致这些州的公立大学失去了重要的财政资助。

以加州为例,加州大学的预算研究表明,州政府对该校每个学生的预算拨款在21世纪初经历了显著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高峰,每个学生可获得约2.5万美元的拨款,到2005年减少至1.5万美元,而到了今天,每个学生得到的拨款进一步降至1.1万美元[3]。

在布什政府于2007至2008年削减开支后,公立大学的财政状况更为紧张。随着联邦拨款的收紧以及各州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持续减少,公立大学不得不更依赖私人捐助者,从而缓解招生人数下降、财政紧张的状况[4]。

捐赠基金规模的迅速膨胀是近几十年的情况。一项对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大学投资情况的回顾发现,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私立学校捐赠基金大多投资于债券、股票之类资产。

然而,从1985年至2011年期间,三校捐赠基金对股票的配置迅速减少。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股票持股量从60%以上下降到不到10%,私募股权的配置则从不到5%急速上升到30%以上[5]。同时,从 1990 年到 2021 年,60 所最富有学校的捐赠基金平均增长了 423%,从平均 15 亿美元(按购买力计算)攀升到今天的 90 亿美元[6]。



1990-2011年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捐赠基金对私募股权的配置

引领变革的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经理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介绍,斯文森率先提出投资股票和基金长期来说很难跑赢大盘,应该转向私募股权等投资方向,进行各种类型的异国土地交易,比如在购买巴西的农业用地。这些低流动性的交易对需要迅速回款的短期交易者来说行不通,但大学的捐赠基金长期存在,可以在流动性差的投资上冒险[7]。

在斯文森的管理下,耶鲁的捐赠基金迅速增长。斯文森还鼓励其他学校效仿“耶鲁模式”,将更多资金投入风险更高的私募股权和房地产对冲基金,而不是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对于大学来说,高额的捐赠基金能带来更好的科研教学条件,吸引更好的生源,这对大学评分至关重要。很快,耶鲁模式在生态位相近,优秀生源竞争激烈的美国名校中推广开来。

根据全美大专院校商业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的一项研究,平均而言,捐赠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大学将其捐赠投资组合的 18% 投资于私募股权,超过 14% 投资于风险投资。常春藤联盟成员布朗大学在 2022 财年将其捐赠基金的 43% 用于私募股权投资。相比过去,现在的大学更像是一个金融产品,甚至有人调侃“哈佛不过是附带了一所大学的对冲基金”[8]。

顶尖大学还是国际大鳄?

耶鲁模式下的捐赠基金投资风格,和人们对大学的通常印象反差极大。

在美国国内,大学一直以非营利机构的面貌出现,享受着免税优惠政策,但在海外,它们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巨头,通过精心策划的投资和税务策略,大举购买矿产、能源和土地等资产。

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田买家之一。哈佛大学 2008 年开始在巴西、南非和新西兰通过当地的合作伙伴购买农田。截至 2017 年 6 月,哈佛大学已向其各农田子公司注入了超过 9.3 亿美元,并获得了全球超过 850,000 公顷农田的控制权。

哈佛大学只是投资农田热潮中的一员,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大学捐赠基金都在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德克萨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埃默里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都有类似的投资[9]。

2012 年,10 所学校投资了开曼群岛的一家名为 EnCap Energy Capital Fund IX-C的企业。这是一家以收购和开发北美石油天然气产业而闻名的私募股权公司。投资者包括阿拉巴马大学、德保尔大学、东北大学、匹兹堡大学、普渡大学、里德学院、罗格斯大学、雪城大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

总部位于百慕大的阿普尔比律师事务所一次文件泄露,也暴露一些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的投资基金于 2015 年持有在马恩岛注册的 Ferrous Resources 公司的股票,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巴西开采铁矿。公司计划在那里建造一条480公里长的管道,将铁浆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矿山运送到港口,结果引发了示威活动。

这次文件泄露还显示,美国大学越来越多地转向秘密的海外投资,这些往往隐藏在复杂的操作之下,以避免合规问题以及避税[10]。

由于大学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大学捐赠基金的捐款可以抵税,这些资金的资本收益也可以免税,不过,当学校从与其核心教育使命无关的企业获得收入时,就可能被要求纳税,这种税的目的是防止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

通常,大学会在私募股权基金和捐赠基金之间建立另一个公司层级,这样应税收入不会直接流向捐赠基金,而是流向在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些避税天堂设立的公司。这些操作让捐赠基金的运营状况变得更加不透明。

象牙塔?地产商!

大学常被称作象牙塔,这个词本身有与世隔绝,远离现实社会沉浸于精神追求的意思。但现在的美国大学的发展却是离开象牙塔,迈向高楼大厦。大学不再隐居于城市一角,而是成为了城市中最大的房地产商,甚至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大号的校园,或者叫大学城(UniverCity)。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纽约大学(NYU)现在是曼哈顿岛上最大的两个土地拥有者。耶鲁大学及其医院是纽黑文最大的土地持有者之一,在纽黑文校区周围购买了多处店面,将巴诺书店和苹果商店搬进了曾经租金低廉的当地商业区,成为该市最大的商业业主。他们甚至还雇一支私人武装保安部队,管辖着整个城市的治安。

这几所大学并不是特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美国研究教授达瓦里安-鲍德温(Davarian Baldwin)认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大学已成为主要的雇主、房地产持有者、医疗保健提供者,甚至是警务人员”[11]。

在美国最大的 100 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的最大雇主是大学。即使是在拥有 45 家《财富》500 强企业的纽约,前十大私营雇主中也有五家是大学和学术医疗中心这样的支柱机构。它们已成为邻近商业区的管理者,负责电影院翻新和酒店建设等各种项目。甚至还为临时店铺提供免费租金[12]。

这种现状背后有其历史根源。随着美国城市的产业空心化,地方政府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缺乏政府经费支持的大学也试图通过运营城市社区赚钱。大学和城市领导的利益趋于一致,希望以校园为中心,创造出舒适的、可控的城市体验。

于是,大学通过与商业开发商合作,将校园打造成集商业、教育、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区域,吸引中产阶层和高端人才,提升竞争力。这种综合体不仅包括教育设施,还涵盖了商业地产和高端住宅。

各地的大学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项目。大型公立大学如佐治亚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甚至与私人开发商合作,在大学校园内建设 “创新区”,将办公楼和零售商店集中起来出租给私人公司,而非用作宿舍或者教室。

哈佛大学也有着自己的创新区。哈佛在阿尔斯顿(Allston)拥有 250 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准备建设了企业研究园区,它和创新实验室、为本科生设立的 i-Lab 孵化器等一起,构成了哈佛设想中的“集商业、投资资本、研究和科学发展为一体的社区”[13]。

私人公司也乐于进入这些“创新区”,因为大学的土地有着免税地位。只要工作是在校园内完成,私营公司的研究收入以及知识产权带来的收入都会减税。普林斯顿的礼来公司就校园里开展业务,利用减税政策创造竞争优势。

在推动产学研发展的大旗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大学都抓住了建设所谓的“创新区”和“知识社区”的机遇,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他们将校园及其周边地区改造成一个集豪华住宅、商铺、教室和实验室于一体的综合区域,并由拥有公共权力的私人保安进行巡逻和监管。尽管各方仍然声称这些举措是为了教育目的,但这更多是一种避税的手段,本质上已经是一门高档社区房地产生意。

另外,随着各州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减少,为高等教育买单的是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建设高档社区也是吸引学生的一种手段,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吸引“客户”。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每一个新的实验室或教室附近都可能有一个新的学生娱乐中心、足球场或带游泳池的豪华宿舍。但这样的繁荣是有代价的,学校往往需要借钱来建设这些设施[14]。

加州大学就是一个例子。根据一份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分析简报,加州大学的医疗中心每年产生的收入超过了学杂费和州政府资助的总和。2023年来自住房、餐饮、书店、体育、停车、文化机构和活动的辅助收入,也占到了学费的三分之一左右[15]。



医疗中心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当时都是靠发行债券进行融资。2003年,州政府削减了加州大学系统 8% 的拨款。为弥补财政缺口,加州大学校长和银行家以及私募股权投资人商议,发行债券为新项目融资,包括医疗中心和体育设施。

最终,这些成本落回到了学生和教职员工身上。如今加州大学的债券一半以上由“一般收入”作为抵押,其中包括学费收入、房地产资产和利润,以及餐饮、体育场馆、停车费等辅助服务收入。

为了偿债以及保持机构的信用评分,大学必须增加学费收入、房地产资产和辅助服务利润,并降低劳动力成本。为增加学费收入,加州大学提高了学费,并且更偏向招收学费更高的州外和国际学生。现在加州大学州内学生每年学费为 14,000 美元左右(州外学生的学费是州内学生的三倍多),每年的总费用(学费、住宿费、医疗费、书本费和用品费)接近 40,000 美元[16]。在房地产和辅助服务方面的投入,也推高了本地的生活成本。

不再独立的大学?

私人支持的捐赠基金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没有它,美国全球领先的私立大学就不会出现。捐赠基金的支持使学校能够对政府资助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带来了两个主要好处:一是减少了官僚式的监管,二是为大学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索和实施创新的教育模式。许多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蓬勃发展,源于赞助人的慷慨和远见,这些想法往往得不到主流资助体系的支持[17]。

然而,随着捐赠基金的膨胀,大学的运营也开始变味。

从管理上看,基金经理已经在多所教育机构的董事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以巴纳德学院为例,该校捐赠基金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入到了对冲基金中,而它们的董事会成员中包括至少四位现任或前任的对冲基金经理,以及众多金融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纽约大学,该校的董事会至少包括六位对冲基金经理和六位私募股权经理,此外还有一些代表对冲基金利益的金融业高管和律师[18]。

捐赠基金中的大部分都是附带条件的受限捐赠,学校不能自行决定用途。根据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的数据,高校用于运营的捐款中有 90% 以上是受限捐赠,助学金大概占总量的10%。一些捐赠者干涉了学校的人事安排和课程设置,引发了关于大学独立性的担忧[19]。

2021年,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贝弗利·盖奇(Beverly Gage)表示自己因为捐助者的压力辞职,而大学没有捍卫学术自由,按照她的说法,在她此前负责耶鲁“大战略”项目期间,在公共平台上的发言引起了捐助人不满,捐助人声称要收回剩余资金,并且建立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由捐助方决定人选[20]。

去年年底,由于巴以冲突引发的校园抗议日益激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三校校长在国会有关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听证会上作证,言论引起争议,74位议员联名给学校写信,要求撤换校长。

在听证会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对冲基金经理罗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声称要撤回价值一亿美元的股票,沃顿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商界精英们也呼吁更换新的领导层,几天之后,时任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辞去校长职务。

虽然马吉尔的辞职是多方压力下的结果,但也能看出,在素来强调自己独立性的大学,捐助者在政策和人事上的态度已经无法忽视。

捐助人可以像大股东那样对大学施以压力,而学生却很难争取自己的利益。对冲基金以所谓的 “2加20”模式运作,即从管理资产中收取 2% 的基本费用,同时抽取 20% 的利润。2014 年,耶鲁对冲基金经理赚取了 4.8 亿美元,而用于学生学费补助和奖学金等方面的资金仅为 1.7 亿美元[21]。

捐赠基金没能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经济学家乔治·布尔曼(George Bulman)发现,对于大量私立学院和大学来说,捐赠收入并未用于扩大招生或大幅增加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援助。事实上,布尔曼发现,捐赠基金的收益主要用于运营支出,提升了学校的全国排名。在对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这方面,捐赠基金的支持“在统计上微不足道”[22]。

去年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大规模罢工中,代表这些工人的工会发现,40% 的会员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尽管加州大学是本地的主要房地产投资者之一,但这并没有帮助学生和博士后减轻房租负担。反而是大量投资房地产推高了居住成本。加重了学生和博士后的经济负担[23]。

近期由巴以问题引爆,席卷美国校园的学生抗议活动,关键诉求之一也和捐助基金的处置有关。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要求“披露、撤资并与那些助长侵犯巴勒斯坦人生命的组织脱离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希望校方从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公司撤资,并且提高捐赠基金的财务透明度[24]。

这不仅是校园内的言论自由或政治立场的问题,也是对大学运营方式的质疑。关涉到大学如何管理其财务资源,如何和外部经济力量互动的问题。就如亚当·图兹所说“对相当一部分抗议者而言,抗议所涉及的问题完完全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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