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为什么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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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科技共和国》的开篇，提出了一个尖锐判断：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

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情绪化批评。两位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科技产业、国家能力与公共使命之间发生了一场深刻断裂。曾经推动原子弹、互联网、太空计划、现代计算和早期人工智能诞生的，是政府、科学家、工程师与产业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合作；而今天，西方政府的创新雄心日渐衰退，硅谷则越来越内向化，将最优秀的人才、资本和工程能力投入在线广告、电商、社交媒体、消费应用等狭窄领域。

本书正是从这段被淡化的历史讲起。今天的硅谷，常常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由市场、个人天才和创业精神，却很少承认其崛起曾深深依赖国家资助、军事需求和公共目标。从范内瓦·布什到曼哈顿计划，从“斯普特尼克”危机到NASA成立，从美国空军资助的人工智能早期研究到互联网前身的诞生，作者试图提醒读者：硅谷最初并不是为制造更好玩的消费产品而存在的，它曾经是国家安全、工业能力和文明竞争的一部分。

因此，它真正追问的并不是“硅谷为什么成功”，而是“硅谷为什么改变了方向”。当一代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不再愿意投身公共事业，当科技公司用“改变世界”的宏大口号包装图片分享、聊天界面和流量广告，当市场把最强大的创造力导向最短暂、最琐碎的消费欲望，我们究竟是在迎来一个更先进的技术时代，还是正在失去技术本应承担的公共使命？

作者并没有把政府描绘成天然正确的一方。相反，本书也承认，公共部门行动迟缓、官僚化、缺乏工程能力，许多领域甚至已经形成抵制创新的“荒漠”。但问题恰恰在于：一边是失去雄心的政府，另一边是逃离公共责任的科技产业。两者彼此疏离，最终造成的，是医疗、教育、国防、太空探索等关键领域的创新断层。

这也是《科技共和国》最具争议、也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它要求科技行业重新面对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技术究竟应该服务于什么？是服务于市场偏好、个人欲望和平台增长，还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公共福祉与更长远的文明目标？

在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大语言模型、自动化系统、无人机群和机器人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未来的生产、战争与治理。如果最有能力开发这些技术的人，拒绝思考它们与国家、社会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技术进步本身就可能失去方向。

所谓“科技共和国”，并不是让科技臣服于权力，也不是让企业简单成为政府工具，而是试图重建一种关系：科学与工程不能只服务于消费市场，国家也不能继续以低效、迟缓和空洞口号来面对技术变革。科技产业需要重新拥抱公共利益，政府也必须学习硅谷最有价值的工程文化——重视结果，反对作秀，赋权给真正接近问题的一线人员，用可验证的行动而不是抽象姿态回应现实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既是一段硅谷前史，也是一篇政治宣言。它提醒我们，一个社会能否维持信任与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把最先进的技术能力，转化为真实可感的安全、繁荣和公共福祉。科技并不会自动带来进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拥有足够清晰的共同目标，去决定这些技术最终将被用来创造什么。

撰文｜亚历山大·卡普 / 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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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

美国软件产业的最初崛起，得益于20世纪上半叶新兴科技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既激进又紧张的合作关系。硅谷最早的创新并非由追逐琐碎日常消费品的技术人员推动，而是源自那些渴望将当时最先进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家重大挑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追求突破性成果的目的并非满足一时之需，而是践行一项更为宏大的使命，凝聚整个国家的共同目标和远大抱负。硅谷早期对民族国家特别是美国军方的依赖，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遗忘，甚至被人从该地区的历史叙述中刻意抹去，因为这段令人不悦且不合时宜的事实与硅谷自我标榜的形象格格不入——硅谷更喜欢将自身的成功归因于其创新能力，而非政府的扶持。

20世纪4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资助一系列研究项目，而这最终催生了新型药物化合物、洲际火箭、人造卫星以及人工智能的早期雏形。2 事实上，硅谷曾经是美国军事生产和国家安全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末，仙童相机和仪器公司开始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卫星制造侦察设备，该公司的半导体部门成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最终促成了最早期个人计算机的诞生。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的所有弹道导弹都产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县。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西屋电气、福特航空航天以及联合技术公司等企业仍有数千名员工在硅谷从事武器生产工作。

科学与国家于20世纪中叶的这一结合，始于二战结束后。1944年11月，当苏联军队从东面逼近德国，阿道夫·希特勒正准备放弃他位于现今波兰北部的东线指挥部“狼穴”时，身在华盛顿特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开始构想美国的胜利与这场重塑世界格局的战争的终结。罗斯福给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范内瓦·布什写了一封信。布什于1890年出生在波士顿北部的麻省埃弗里特市，是一位牧师之子，其父亲与祖父则在科德角最远端的普罗温斯敦长大。在信中，罗斯福提到了美国于战时所进行的“独特实验”，即通过调动科学力量来服务军事目标。罗斯福以惊人的预见性勾勒出了新时代政府与私营产业的合作图景，他写道：“完全有理由相信，从这次实验中所得之经验教训”，即调动新兴科学体系资源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史上最为浩大且惨烈的战争，“也可以在和平时期得到有益的应用”。

罗斯福的雄心壮志昭然若揭，他希望借助整个国家机器之力，包括其权力、声望，以及这个刚刚赢得战争并正在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国家所拥有的雄厚财力，推动科学界勇攀高峰，助力公共卫生与国家福祉等重要事业领域。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让那些曾投身战争工业的工程师与研究人员，尤其是布什所言的“被严重打乱节奏”的物理学家，将精力重新转向相对和平时期的民用科技发展。

国家与科学研究于二战前后的这种紧密关联，实则根植于创新与政治更为悠久的联结历史。美国初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是工程师，托马斯·杰斐逊设计了日晷并研究过书写机，本杰明·富兰克林则试验并制造过从避雷针到眼镜等各类装置。富兰克林绝非业余科学爱好者，他是18世纪最高产的工程师之一，只是恰巧成为一名政治家。哈佛大学教授、化学家达德利·赫施巴赫指出，这位开国元勋对电学的研究“引发了一场可与牛顿之于上世纪、沃森与克里克之于本世纪比肩的科学革命”。

杰斐逊在1791年写给肯塔基州一位联邦法官的信中坦言，科学与自然史才是他的“激情所在”，而政治仅是其“职责所系”。当时某些学科尚处萌芽阶段，而这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做出可信贡献。依据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 - 路易·勒克莱尔提出的“北美退化论”，较之大洋彼岸的同类，北美的动物体型更小且更为孱弱。为了对此理论进行验证，詹姆斯·麦迪逊解剖了一只美洲鼬，并进行了近40项数据对比测量。

与现代美国政界被律师群体主导的情形不同，许多早期美国领导人即便并非亲自从事科学实践，也往往对工程和技术事务展现出惊人的熟稔。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描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致力于引导新生共和国远离“虚浮猎奇的无益科学”，并转向更具实际价值的探索形式，诸如“以科学促进农业发展”。18、19世纪的创新者往往都是通才，他们的兴趣之广泛，与当今科研界推崇专精而非博识的普遍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科学家”一词直至1834年才被创造出来，最初是用来描述苏格兰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这类人的；在此之前，物理与人文学科的跨界融合如此普遍自然，以至于尚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这些先驱者鲜少囿于学科藩篱，其研究纵贯语言学与化学、动物学与物理学等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当时的科学边界和前沿尚处最早的拓荒阶段，截至1481年，当时欧洲最大的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仅藏有约3500册典籍。人类集体知识的有限性促成并激励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若是在今日，这种治学方法想必会断送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这种思想的交叉融合以及不拘泥于专业界限的风气，不仅大大激发了实验的精神，也使得政治领袖们在涉及治国方略的工程和技术问题上敢于发表个人见解。

20世纪30年代末，J. 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其数十位同事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将科学家与工程师置于美国社会的核心地位，成为捍卫民主实验的中坚力量。约瑟夫·利克莱德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预见了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方向。1962 年，他被一个后来改组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构聘用，该机构后来推动了包括现代互联网前身与全球定位系统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他在1960年3月发表的经典论文《人机共生》中，勾勒出了计算智能与人类智能交互的前瞻性图景，而该研究正是得益于美国空军的资助。政治领袖与其倚重的科学顾问之间保持着紧密联系与高度信任。1957年10月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后不久，德裔理论物理学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顾问汉斯·贝特便被紧急召入白宫。仅用了不到1小时，他们就达成了一项重启美国太空计划的共识。“你要确保落实此事。”艾森豪威尔随即对一位助手说道。彼时的变革与行动速度令人惊叹。次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便宣告成立。

至二战结束时，科学与公共生活的融合，即技术创新与国家事务的结合，不仅已基本完成，甚至近乎司空见惯。这些工程师与创新者大多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能够享有今人难以想象的盛名。

1942年，战火席卷欧洲和太平洋地区之际，《科利尔》杂志向其近300万读者介绍了范内瓦·布什，并称他为“可能赢得战争的人”。布什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创建，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兼政府官员。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间，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对破解物理世界根本奥秘的兴趣与日俱增。1903年，玛丽·居里在发现镭元素并首度荣获诺贝尔奖后不久，曾经在给其兄弟的信中提到那些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请求。“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以求得片刻清静。”她写道。同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匠之一，更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那独特的形象，以及那些彻底颠覆人类对时空本质直觉认知的突破性发现，使他频频登上报纸的头版。此外，当时新闻报道的焦点往往都在科学本身。

这是一个属于美国的世纪，而工程师正是这一时代崛起神话的核心。 通过科学与工程追求公共利益，被视为国家使命的一种自然延伸。这不仅意味着要捍卫美国自身的利益，更要视推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己任。尽管科学界需要政府大量资金与资源支持，但现代国家同样依赖这些在科技和工程上的投资所带来的进步。美国在20世纪的技术领先优势，也就是它能够在医疗和军事等领域持续为公众带来经济与科学进步的能力，正是其强大国家信誉的关键所在。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言，当领导者未能兑现对公众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时，政府便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一旦催生财富的新兴技术未能促进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动荡往往接踵而至。换言之，只有在还能够为公众带来经济增长与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一种文化或文明乃至其统治阶层的堕落腐化才可能得到容忍或原谅。正因如此，工程与科学界对国家的主动助力，不仅能强化私营部门的正当性，更有助于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持久巩固。

当今的硅谷已明显偏离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转而将重心投向消费市场，尤其是在线广告和社交媒体这些如今已占主导地位并限制了我们对科技潜力认知的领域。一众的创业者用各种崇高而远大的使命来包装自己，然而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早已因滥用而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筹集了巨额资金，雇用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最终却只能开发出一些面向现代消费者的图片分享应用和聊天界面。有一种针对政府工作与国家抱负的怀疑情绪在硅谷蔓延。20世纪早期那些宏大的集体主义实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欲望与需求的狭隘关注。市场奖励了那些对技术潜力浅尝辄止的做法，一家又一家初创公司迎合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各种浮躁偏好，却对建设能应对国家最严峻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毫无兴致。社交媒体平台与外卖送餐应用的时代已然降临，而医疗突破、教育改革与军事进步只得退居其次，暂被搁置。

数十年来，硅谷一直视美国政府为创新障碍与是非之源，在它看来，政府是进步的绊脚石，而非天然合作伙伴。当代的科技巨头们一直回避与政府的合作。许多州级及联邦机构内部的运作失灵，也为包括新兴初创企业在内的一众外来者筑起了种种难以逾越的准入壁垒。久而久之，科技行业对政治事业及更广泛公共事业的热忱日渐减退，对所谓的“美国国家使命”，更是持怀疑与冷漠态度。于是，为了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硅谷众多最为卓越的人才及其工程师门徒，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消费者市场。

在后文中，我们将深入剖析谷歌、亚马逊、脸书（现名Meta）等现代科技巨头将重心从政府合作转向消费市场的深层动因。这一转变的根本因素有二：一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取向同其他民众日益割裂；二是这一代软件工程师群体同国家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困境以及20世纪地缘政治威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情感疏离。这些史上最为杰出的程序员从未经历过战争或真正的社会动荡。既然可以退守至看似安全之地开发另一款新应用，又何必冒着招致朋友反对和非议的风险去为美军效力？

在硅谷日益内向化并转向消费市场之际，美国及其众多盟国的政府却在太空探索、军事软件、医疗研究等诸多领域降低参与力度，缩减创新投入。国家的退场造就了一场日益扩大的创新断层。这种分野令众多持对立立场的人士欢呼雀跃：私营部门的怀疑者宣称不能放任企业涉足公共领域，而硅谷精英则始终警惕政府管控以及对其技术发明的误用和滥用。然而，若想使美国及其欧洲与全球盟友能够在 21 世纪继续保持如20世纪般的主导地位，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力量与软件产业的融合，而绝非政府与企业的分道扬镳。

我们在本书提出的主张是：科技行业对促成其崛起的国家负有明确的支持之责。软件产业若要重建国民信任，朝着一个更具变革性的技术愿景迈进，达成所应实现之目标，就必须重新拥抱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若想持续确保公众的福祉与安全，也必须主动借鉴硅谷公司所具有的那种能够重塑整个经济领域的独特组织文化。美国的科技业之所以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正是在于其坚持追求实质成效且不做表面文章，赋权于组织中可能最接近问题的一线员工，摒弃空泛的理论争论并追求有限而渐进的改良。这些价值观同样也具备改造我们政府的潜力。事实上，美国政府及全球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能否通过高效采用科技与软件手段来实现经济与技术产出的增长。选民们也许会宽容政治阶层的诸多失误与罪过，但绝不会容忍其无法有效运用技术以提供民生必需之产品与服务的系统性无能。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软件世纪”中，我们提出，如今才华横溢的工程师群体早已不再具有国家使命感，亦不再追求任何更具意义的宏大目标。这些程序员退却至技术奇观的构建之中，并且确实创造了诸多非凡的成就。以大语言模型这一最新形态的人工智能为例，它在历史上首次指向了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抽象推理与解决问题等方面，大语言模型已经展现出可与人类大脑相媲美的运算智能能力。但目前尚不确定的是，开发这些新型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是否会允许这些技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对于与美国政府合作这件事，许多企业即便不明确反对，起码也是心存顾虑。我们则提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美国国防部能够从一个旨在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型为能够设计、建造并部署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组织。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武器，主要指的是那些将主导未来战场的无人机群与机器人。21世纪是软件的世纪，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其国防与情报机构能否快速完成这场进化。然而，最具能力开发此类武器的新生代工程师，恰恰是最为犹豫、最不情愿将自身卓越才能投入军事应用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接触过服役军人。他们所身处的文化空间长期受益于美国国家安全保护伞的庇护，却无须为此承担任何代价。

第二部分“美国精神的空心化”旨在通过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退潮的根源剖析，对当前困境做出解释。我们会从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入手，即当代精英阶层对宏大政治使命的信仰抛弃。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具才华的人群，大多已远离了那些复杂且充满争议，但又极度关乎集体福祉与国防安全的工作领域。这些工程师拒绝为美军效力，而是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筹集资金和打造新热门应用或社交媒体平台之中。在我们看来，这种对捍卫美国国家使命的背离，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或西方身份认同的系统性攻击与解构尝试。对特权体系的瓦解本属正当，但我们却未能在此基础上做任何实质性的重建，未能成功构建一种清晰的集体认同或一套共同价值体系。真空因此出现，市场则以狂热之姿迅速予以填补。

其后果便是美国使命的空心化，整个国家交给一群虽受过良好教育却缺乏方向感的精英掌舵。这代人清楚自己反对什么、抵制什么以及无法容忍什么，但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追求什么。以个人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的最早发明者为例，这些技术先驱在当年就已经对为国家目标服务持怀疑态度，其中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自己效忠。结果，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最终被市场收编，消费者被奉为新王者。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始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借由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数字革命，究竟是真正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此背景下，帕兰提尔应运而生，并在“9·11”事件发生数年后开始为美国国防与情报机构提供服务。在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中，我们将对帕兰提尔及诸多硅谷科技巨头独具的组织文化进行阐释。帕兰提尔的许多成功运作模式，直接颠覆了美国企业的传统范式。具体而言，我们将探讨蜂群与椋鸟群体的社会组织原则，即兴戏剧对构建初创企业的启示，以及所罗门·阿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从众实验——这些实验揭示了大多数人在面对权威压力时的心智脆弱性。

我们还回顾了帕兰提尔的早期发展历程，当时公司开始同美国陆军及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开展合作，为其开发能够帮助预测路边炸弹布设的软件。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无处不在的简易爆炸装置是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的主要伤亡来源。支撑我们及其他团队开发出此类软件的工程思维，有赖于如下几项关键要素：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摒弃智识上的脆弱性，敢于抗拒盲目从众与因循守旧的压力，以及摒弃意识形态干扰、坚定追求实际成果。

最后，在第四部分“重建科技共和国”中，我们将梳理重塑集体努力与共同目标文化所需的条件。硅谷至今仍对涉足公共领域充满顾虑，因为包括地方执法、医疗、教育以及最近才引起关注的国家安全等领域，往往极具政治复杂性，且对外来者极为严苛。这导致美国多个领域出现了“创新荒漠”，一些行业不仅排斥技术革新，而且顽固抵制新观念与新参与者。公共部门也必须吸纳硅谷文化中最有效的特质以推进自我革新，例如，我们必须确保那些最重要机构的领导者能够对结果成败负责。进一步而言，科技共和国的重建，客观上需要我们重新确立国家文化与价值观，重塑我们的集体认同与共同目标。否则，当代科学与工程突破的成果与收益，终会沦为仅服务于那些脱离大众的精英阶层的专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