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胖：做文化工程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微信邦

2024 年 2 月 28 日，罗胖的新节目《文明》就要正式开始更新了。

还有不到两个月，每周三罗胖都用一期视频内容，给你讲一下他策划《文明》这个20年文化工程的思考。视频一共八期，这八期节目也可以理解成《文明》的节目说明书。

这是第二期，罗胖想跟你讨论的问题是：做文化工程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你好，我是罗振宇。

从 2024 年 2 月 28 号开始，我会做一个视频节目，名字叫《文明》，每周更新一期，大概一个小时，每期讲历史上的一年。我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一直讲到 1912 年，我打算持续干上 20 年。现在你看到的，是《文明》节目的说明书，也借此机会跟你聊聊设计这么一个文化工程我们背后的一些思考。上一期，我们说的是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的可行性问题，这一期，我们聊聊关于创造力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工程需要创造力吗？当然需要，但是它需要的创造性可能跟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一般我们说创造性，指的就是独创性。最好我的作品每一点、每一处都跟过去的、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但问题是，你想想，咱们人类社会需要这么多独创性吗？其实不需要的。这是创作者本人视角的产物，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要和同时代的其他创作者竞争，他才会这么想：我要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颠倒过来了，我们从人类文明总体的视角再来看这个问题，结论可能是反过来的。人类文明从农耕时代算起到，今天一万年了。在整体看来，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短暂和脆弱的。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坚定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传播效率要越来越高，能量的利用效率也要越来越高。至于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是由谁来实现？是蔡伦发明了纸，还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文明整体看来，都是偶然的，它并不关心。这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视角。文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人性诉求要实现。比如，人需要集体感、需要英雄主义、需要爱情，我们离别了需要表达悲伤、成功了需要表达庆祝，这些诉求它不会变的。那如果每一代人当中突然发明了那么一个精彩的表达，文明会采纳我带着这个表达方式往前走。所以你看，站在这个视角，李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到处表现的和其他人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为那么多一模一样的、古老的母体做了崭新的表达，文明采纳了他的精彩表达，于是把李白这个名字流传下来，让他不朽。同样道理，春节联欢晚会，几十年能够风行海内，不是因为它节目办得有多好，而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么一个春节的团聚仪式。在电视时代，文明就采纳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形式，把它和什么放鞭炮、贴春联、包饺子放在一起，随着文明往前走了一段而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工程的创造性、重要性，其实不是不一样，而是什么恰恰是一样。我们给这个一样的、从来不变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叫“文化母体”。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人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回到母亲的子宫，我们挣钱也好，提高社会地位也好，都是为了体验那种全然被接纳、全然安全的那种感觉。文化母体这个词，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每一代文化人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自己所在文明的那个传统里，完成对某个古老议题的表达，以便被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所接纳。所以，我们要创立一个文化工程，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我要回到什么样的传统里，我要和什么样的文化母体去对接？就拿我们这个《文明》项目来说，我们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我们为什么要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这背后，就有好几个文化母题。第一个，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这个母体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也是编年体的，也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讲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而我们这个《文明》节目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基本就是接着司马光他老人家截止的地方，咱们续着来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 47 岁开始，写了 19 年，我们可能笨一点，也慢一点。我今年是 50 岁，我准备花 20 年的时间，日拱一卒，也能做出一个有价值的文化工程。这不是说，我要狂妄地想当什么当代司马光，而是对接到这样的文化母体里，会大大提高这件事做成的概率。那你可能会说，如果对接到这个文化母体里，你就应该从公元 960 年开始做，为什么中间还要空上 40 年，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呢？这就是我要引入的第二个文化母体了。公元纪年，这是现代人类社会通用的纪念方式，它虽然来自于欧洲，但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接受了。而且，你想公元 1000 年，这是历史学上一般认为的全球化的起点。所以，《文明》这个节目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其实也意味着这个节目的视角是全人类的，是要倒过来看我们正在享用的现代中国文明是怎么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你也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文明这个节目是从公元 960 年开始，是大宋朝的第一年，那咱们这个文明节目的文化母体就变了，它变成了中国断代史传统的一部分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是另一个面貌了。其实，我在设想《文明》这个工程的时候，心中还有第三个文化母体，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界对自己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研究。当然了，我指的还不仅是历史学，还包括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力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曾经有同事问我说，你能确保中国历史上的每一年都有话题可讲吗？我说，我担心的恰恰不是没有话题可讲，而是太多了，我要花很大的精力和心思去做抉择，每一年到底讲哪个话题？原因很简单，你就想，过去 100 年，中国乃至全球的人文社会学界有没有关于中国历史的 1000 本重要的著作，或者是 1000 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这个《文明》节目总共也就需要 913 期，学术资源有的是。好了，咱们《文明》这个节目的三张底牌，我现在全给亮桌上了。他们立足点或者说对接的文化母体无非就是这么三个：《资治通鉴》代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现代人类文明的全球化视角；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资源。这三个立足点放在一起，我自信，我们团队是能做出一个既有雄心，也很谦卑，既来自于传统，又非常独特的文化工程的。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你这期节目不是要说创造性吗？听起来，文明这个节目都是拿来主义，都是对接现成的别人的资源，你们团队的创造性体现在哪？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司马光，你不就是一年接一年地编写历史书吗？你用的材料全部也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你司马光的创造性体现在哪？我想，司马光可能会这么回答，我发下这个大愿，然后开始做，不停地做，把它做完，这本身就是创造性。而剩下来的创造性就只能体现在我对每一则史料的选择，每一个事件的梳理，和每一处字句的斟酌。工程框架一定，所谓创造性，无非就体现在我在用全部的心血去解决每一个遇到的困难。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创造性。未来 20 年，我自己决心做《文明》这个项目，我心里很清楚，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青灯黄卷地去读书，程门立雪地去请教，搜肠刮肚的去措辞，殚精竭虑地去深思，这些时刻像一座山梁堆在那，等着我一点一点地去掘进。苦日子，长着呢。好，下一期节目，我会跟你聊一聊《文明》这个节目打算用什么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中华文明。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