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你一定没有见过我，但你可能见到过我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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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8年，宋徽宗大笔一挥，给宦官童贯加封“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宰相级别的待遇。北宋开国一百多年，还从来没有一个宦官在生前拿到过节度使的头衔。徽宗一高兴，规矩就这么破了。后来，童贯还被封为广阳郡王，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宦官王爵。东汉、唐朝的宦官之祸，血淋淋地写在史书里。宋朝的祖宗家法也对宦官严防死守：宦官不许结党，不许娶妻，不许多收养子。可即便如此，宋徽宗还是亲手打开了那个瓶子，放出了一个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本期《文明之旅》我们并不想对童贯进行道德审判，也不想对宋徽宗进行功过褒贬。因为童贯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他这个人有多坏、有多会钻营，而是他崛起背后所暴露出的一种组织困境：任何一套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全覆盖现实中的所有事务。皇帝需要“自己人”，朝廷需要灵活通道，庞大的官僚机器也需要一些非正式的润滑机制。可以说童贯这类人的崛起，就发生在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中。所以这一期，我们真正想聊的不是坏人为什么总能得逞，而是一个组织为什么总会产生正式制度之外的特殊通道？这些特殊通道什么时候是必要的，什么时候又会变成致命的风险？当领导者越来越依赖“好用的人”，当规矩一次次为私人信任让路，制度的底线又是怎样被破坏的？欢迎收看本周三的《文明之旅》——《公元1108：宋徽宗怎么敢纵容童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