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为什么要迫害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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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7年，这是大宋绍圣四年，大辽寿昌三年。

这一年是苏东坡被贬到广东惠州的第四年。他过得怎么样？可高兴了！

在惠州，他赏梅、种菊、酿酒、钓鱼，当然，最著名的是吃荔枝，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要知道，在宋代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官员被贬过了南岭，就算是到了蛮荒之地，这就是人生绝境。那苏东坡说他愿意在岭南长住，这是一句客气话吗？还真就不是。

其实，到上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096年的时候，苏东坡就已经想开了：我都六十的年纪了，朝廷也正式表态了，永远不会再启用我们这批人了。你再看看哲宗皇帝那么年轻，才二十出头。皇帝把这么绝的话都撂这儿了，那我这辈子肯定是北归无望，翻身无门。没关系，我就在此地盖一所房子，就在这里终老，这不也挺好吗？

苏东坡是那种说动手就动手的性格，盖房子！他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掏出来，在惠州白鹤峰下买了一块地，盖了20间房子。那你说他一个人要盖这么多房子干嘛？他要把全家都接过来住。所以到了上一年的年底，新房子上梁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决心说：三年了，兄弟我决定不走了，余生就在这里过了。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十四号，新房子终于落成，他的长子苏迈也带了一大家子到惠州，全家团聚，苏东坡张着大嘴在那乐。你看，他是真的要在这里安家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住上新房子也就两个月，朝廷新的贬谪命令又到了。你得走，新房子别住了呀！一个来自开封的声音就说：苏轼，你别觉得岭南就是人生谷底，谷底下面还有地下室。您挪动挪动吧，还有更惨的地方等着你呢！这次请你去海南。不要觉得过岭就很惨了，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次还得麻烦你过海。

没办法，苏轼只好动身去海南。你想那个日子多紧张啊，他要安顿一大家子人搬家，要跟惠州的朋友告别，要收拾行李，但是一共也就两天的准备时间。这一年的四月十七日，他收到朝廷的命令，四月十九日就不得不启程上路。你看，那只来自开封的大手，急不可耐地要把苏轼从他的安稳生活当中撕下来，扔到前途莫测的海风里。你过海吧！

苏轼到了海南之后，给朝廷写了一份谢表，不管是贬谪还是提拔，都得谢朝廷的恩典。其中有这么两句：“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我跟子孙其实已经做了永别，海外不知道有多少小鬼恶魔，他们也不会允许我再回来了。这不是修辞，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余生的判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来自开封的声音”，或者是那只“来自开封的大手”。整个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操盘人，他是谁？是当朝的哲宗皇帝吗？不是。是这个时候的宰相章惇。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一直用这位章惇当宰相，七年时间，从来没有换过人。

这一年，章惇宰相其实也挺忙的。他一边在经营对西夏的战争，一边还在处理各种人事纷争，他还在主持对很多前朝大臣的清算，比如说司马光和吕公著，这都是此前元祐年间宰相级别的大臣。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把苏轼贬到海南，顺便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这只是他众多政治清算动作中，很随意的一个了。

为什么说很随意？一是这个事比较小，另外我看到有一个史料是这么说的：

章惇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海南的儋州？因为苏轼字子瞻。章惇说，你看这个“瞻”字右边，和“儋”字右边，不是同一个“詹”字吗？看来你跟那个地方有缘分，你去吧。还有，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那也是和海南一海之隔的偏僻地方。那为啥贬你到雷州呢？你看你那个名字起的。你苏辙字子由。“由”字下面不是个“田”字吗？我在地图上找找看，雷州！“雷”字下面也是“田”字，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你，你去吧。

你听听这个决策过程，这哪里是国家依法处置大臣？这是猫在戏弄它抓住的老鼠，戏弄得越残忍，猎物越可怜，猫就越高兴。把苏轼贬到海南，这在当时已经是仅次于诛杀的惩罚了，章惇过瘾了吗？没有。他还是会偶尔关心一下苏轼。什么？听说苏轼到了儋州，还有当地官员善待苏轼，借房子给苏轼住，那不行，你这么舒服，我就难受了。来人，传我的命令，把苏轼从公家的房子里撵出去，把善待苏轼的那个官员给他罢官。

我说到这，你可能会问，这个章惇是什么人，他怎么对苏轼这么狠？

是的。章惇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而且名列《宋史·奸臣传》。但是要知道，他同时也是北宋一代数得上的能臣，真的能干，甚至是一个政治操守很好、公私非常分明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曾经是苏轼的好朋友。

苏轼和章惇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是非，一直是历史界很热门的话题。大家都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绝顶聪明的人的关系，能破裂到这个地步？

章惇从性格上讲确实是一个狠人。但是，这个狠，除了他自己性格原因，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1

苏章恩怨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狠人”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他出身非常好，浦城章氏家族，这个家族了不起，同族的先辈里就有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章惇自己也是智力超群。我们以前讲过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的科举龙虎榜，那一榜还了得！唐宋八大家里就占了三家。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有曾巩曾布两兄弟。章惇也考中了这一届的进士。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这个章惇特别要强，一放榜他就看，这一榜的状元也是浦城章家人，是章惇侄子辈的。章惇就不干了，觉得丢人了，我这个当叔叔的怎么能考不过侄子呢？这次不算！隔了几年又来考，第二次又中了进士。你就从这个细节来品一品，这个章惇是不是个又聪明又狠的人？这事一般人干不出来。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的定交，就从这开始。两个人既是科举的同年，当官的地方也近，再加上聪明人欣赏聪明人，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后来的形势发展你懂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大宋政坛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变法派和保守派；新党和旧党。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从此在政治上就分道扬镳。苏轼是旧党，而章惇成了新党。你可能会说，我知道了，苏轼和章惇这对朋友反目，就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还真就不是。两个顶级聪明人，自然有他们超越一般政治恩怨的能力。政见不同，怎么能耽误我们继续做朋友呢？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比如，苏轼“乌台诗案”的时候，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进谗言，说皇上您看，苏轼的这首诗的这一句，这个词，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呐？当时章惇正好在场，他当着神宗皇帝的面就替苏轼解释，等下来之后，章惇一把揪住那位进谗言的人问，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是把人一大家子往死里送吗？那人就说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

章惇马上就怼回去，别人让你吃他唾沫你也吃吗？那些人的话你也能信吗？你听听章惇的这个口气，这不只是在帮苏轼啊，这里面还有一点出于朋友关系的义愤。后来的结果你知道了，苏轼是被贬黄州。

这个历史有一个时间点特别有意思，就在苏轼被贬到达黄州的两天后，章惇升官了，成了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这时候你再看这两位朋友的处境，真的是令人感慨，这么好的朋友，这么有才华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一个成了新上任的副宰相，这个政治处境判若霄壤。但是苏轼他没觉得有什么，他仍然说章惇这个人了不得，那是一代奇人啊！至于什么功名成就、出将入相，那就是他捎带手的事儿。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该夸你我还是夸你。

据苏轼自己后来说，他在黄州的时候，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跟他断了来往，连一个字的书信都没有。这个地方，我觉得苏轼还是夸张了，至少他弟弟苏辙还不至于。那这个时候谁给他写信呢？章惇。章惇才不管那一套，朋友就是朋友，照样给苏轼写信，问候他，宽慰他。

再后来，政治形势再一次翻转。神宗去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是司马光这头的，所以他也回了开封，旧党全面翻身。回到开封的苏轼也没觉得，章惇是新党，你也快倒霉了，所以我躲你远点。两个朋友不仅正常往来，苏轼甚至还上门替司马光和章惇调解矛盾。我们是朋友，政治归政治。

所以你看我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政治立场不是问题，地位高下也不是问题，这些因素都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朋友交情。

那就奇怪了，十几年过去了，政治局面虽然颠来倒去的，但是现在的形势跟当年苏轼在黄州那会儿差不多，不过就是章惇又当了宰相，而苏轼又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了。那为什么这一回，章惇要对老朋友下手这么狠呢？

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很多，结论无非就是两类：一类就是猜苏轼做了对不住章惇的事儿，比如他弟弟苏辙曾经攻击章惇，而作为哥哥的苏轼没有拦着，让章惇记恨上了；或者苏轼在攻击别人的时候，话锋扫到了章惇，章惇心里过不去了等等。

还有一类解释，就更简单粗暴了，章惇是谁？是奸臣嘛，奸臣总是穷凶极恶的，他干什么不都正常吗？

我自己把相关史料看过一遍之后，坦率地说，我对这两个解释都不满意。朋友间的反目和夫妻矛盾差不多，清官难断家务事，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哪个动作被误解了，这都是人心当中非常微妙的反应。别说我们现在隔着900多年，根据很少的史料记载来推测，就连当时的人，甚至就是苏轼、章惇身边的人，都未必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吧。琢磨历史的趣味，就在于基于公认的资料，我们提出一个可以讲得通的解释。我的破题思路是从章惇的性格入手。

听了我刚才讲的几个故事，你可能也感觉出来章惇的性格了：聪明、能干、骄傲、自信、洒脱。这种性格，往好了说，就是有信念感。他一旦认准的事情，那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也符合儒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这不是我在为章惇说好话，刚才我们反复提到《宋史》是把章惇列入《奸臣传》的，但是就在这篇奸臣的传记里，大家却不得不承认，章惇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廉洁。他四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但章惇身为宰相，从来不关照他们，以至于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出人头地。

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是很容易被领导赏识的。章惇第一次被神宗皇帝看中，就是因为有一次官衙失火，章惇负责指挥救火，在火灾现场，那叫一个指挥若定、有条不紊。神宗就在楼上看着，一边看一边问，这人是谁啊？旁边人说是章惇。好了，等这场火救完了，第二天宫里面的命令就下来了，任命章惇当三司使，就是国家的财政主管。你看，以章惇的才能，只要领导看见一次他平时是怎么干活儿的，很容易脱颖而出。

但是，请注意，这种性格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很容易陷入单一目标思维：我不惜投入一切资源，以达成我眼里的那个目标。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他做事不择手段，而是说他眼里只有一个目标。

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年轻的时候，章惇和苏轼出去玩，遇到一个深潭。章惇说，你敢从这个独木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上写几个字吗？苏轼探头一看，腿都软了，说我不敢。章惇二话不说，直接就走过去了，在对面的峭壁上写下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我们兄弟俩到此一游。等他走回来，神不动气不喘。苏轼就很佩服，拍着他肩膀说，你这个家伙将来肯定能杀人。章惇问，此话怎讲？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命吗？这是开玩笑的，章惇当时大笑。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宋史》要记载这个场面呢？当然是为了说明章惇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人，胆大包天。为他后来手段狠辣，成为奸臣，埋了个伏笔。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我在生活中真就见过这样的人：同样是过独木桥，有的人一看，有风险。但是我又要过桥，怎么办呢？买装备、搞训练，然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独木桥。但是你换了这种目标感很单一的人，他压根没看见，就盯着河对岸的风景了，踩着高跟鞋噔噔蹬就过去了。你要是问他，你刚才怎么这么大本事，能过独木桥？他会说，哪有独木桥？我怎么没看见。是的，这种人不见得训练有素，也不见得胆大包天，他就是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目标，看不见脚下的风险。章惇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章惇不仅是年轻的时候这样，老了也一样。再过几年，宋哲宗去世，又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当时的皇太后召集大臣讨论继任皇帝的人选。皇太后主张立端王，而章惇反对。反对的态度还特别不好，特别蛮横。甚至有史料记载他当时说，“端王轻佻”，不能当皇帝。就是说端王这个人不稳重。你说你也是个老政治家了，这一年您都66岁了。当了这么多年宰相，怎么还是这么不成熟呢？你建议人选就建议人选，你说其他人选的缺点干什么？这不白白得罪人吗？请问这个端王是谁啊？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徽宗上台后，能饶得了章惇吗？所以章惇晚年的命运也非常惨，也被贬到了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就是他1097年把苏辙贬到的地方。

你看，这个故事再次说明，只要章惇心里盯住了一个目标，他就直奔目标而去，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代价，往往是无感的，根本看不见。

章惇这辈子还有一个悲剧，就是经常被人认为傲慢、脾气不好。比如，当年神宗死后，司马光上台，废除了所有新法。章惇就不同意，然后一条条地反驳司马光，他反驳得还特有道理，让保守派无言以对。最后逼得保守派不得不掀了桌子。你说得对也不行，你也得给我下台，因为你态度不好。隔了一百多年，南宋的朱熹也还是这套说辞：在这个具体的争论当中，章惇说得对，但是章惇态度不好。

其实，这是目标单一的人的通病。他们往往又聪明又能干，一旦锁定一个目标，能迅速在脑子里形成策略路径：这事就该这么办！相比起来，他身边的人往往就显得很蠢。所以他们也难免傲慢。我正确，我高明，我为了远大的目标提出了有效的方法，你们听我的就完了，废什么话啊！这可不就是态度不好嘛。但根子还是在于，他眼里只有单一目标，什么别人的感受、态度不好的后果，他们一概顾不上。

你理解了章惇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解释他和苏轼的关系是怎么崩的了。在给出我们的解释之前，我先说一个现代历史上的事儿，你先品品。

李宗仁，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台儿庄大捷的那位将军，后来还当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他在《李宗仁回忆录》里记了这么一件事：

他年轻的时候带兵，苦于部队的军纪不好，怎么办？只能找机会杀鸡儆猴。结果第二天就抓住一个小兵，怀疑他偷了老百姓的衣服。当小兵被押到李宗仁面前的时候，吓坏了，就说：“长官，我是你临桂县的小同乡，你能不能开恩饶了我？”李宗仁想，唉，不说这个还好。既然你当众说了这层缘分，我就更要显得我大公无私，拿你立军威了。所以就立即召开了全军大会，就地枪决了这个小兵。果然，马上就军纪肃然。

到了晚年，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口述这本回忆录的时候说，还是挺内疚的，这个小兵到底有没有偷百姓的衣服，当时是有物证但是没有人证，有可能就是捡来的。那个小兵也确实就是自己的小同乡，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七里路。当时之所以一定要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再次穿越回1097年，大宋绍圣四年。你现在应该也和我一样，对于章惇为什么要如此残酷迫害苏轼，我们猜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2

互害游戏

我刚才讲李宗仁的那个故事，你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人物的权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推测这个时候章惇的心态：现在我是宰相，我要推进政治路线，最怕的不是骂名，而是被怀疑心软、徇私、不坚定。那好，既然谁都知道我和苏轼关系好，那我就拿苏轼下刀给你们看。其他的元祐党人贬到广东也就行了，而苏轼，我偏偏让他过海去海南。

大宋朝到现在一百多年，高官被贬到海南，也就两个人，一个是大宋初年的卢多逊，一个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丁谓。只要路线不一致，越是朋友我下手越狠，是不是就显得我很坚定？

如果是其他人，未必这么想，但你别忘了我们刚才的分析：章惇最重要的人格特征就是目标单一。他一旦确认了目标，是不惜投入所有资源去获取胜利的，更何况一个已经疏远，关系可能还有点疙瘩的苏轼呢？

从这个角度上说，苏轼和章惇关系的恶化，其实不只是一个情感事件，放开视野一看，这还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大宋朝新旧党争的一环。

我们不妨再回溯一下这几十年双方恩怨发展的过程，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那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儿了。1069年，大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很多老臣反对，比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怎么办？神宗的意志非常坚定，谁反对，谁就靠边站，你别在开封待着了，到地方上当官去吧。这时候的反对派，下场最惨也不过就是这样。而且神宗皇帝把这些保守派老臣送走的时候，也都是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的。

十年后，到了1079年，元丰二年的时候，苏轼陷入了“乌台诗案”。这个时候，大宋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隐隐的杀机。政治立场不对，是有罪的，甚至是可能掉脑袋的。虽然神宗皇帝处置苏轼的时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从宋代初年延续到现在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一下子被收紧了。

再过几年，到了元祐年间，旧党上台，他们照样也是把变法派新党挤出中央，到地方上当官，但是请注意：他们给出的公开的政治理由，就没那么客气了。

就拿章惇来说，神宗亲自提拔的副宰相，被撵到汝州去当知州，这本来没什么。后来，为了方便章惇就近照顾老父亲，朝廷把他调到了扬州当知州。这时候章惇父亲87岁了，这么大岁数，章惇又当过宰相，这种人事安排算是一种照顾臣子的惯例。

但是没想到，捅了马蜂窝，旧党的人不干，左一句小人右一句奸佞地骂，说章惇本来应该杀头的，为什么还要照顾他？结果章惇已经上路了，都快走到开封了，朝廷硬是派人在半路上把章惇截住，把到扬州的调令收回，让他还是回到汝州去。这么羞辱一个大臣，也真是前所未有。你看，到了这个阶段，被打倒的那一派，就不仅是靠边站了，朝廷其实默认他们有罪。

到了元祐四年，事情又升级了，我们以前讲过的“车盖亭诗案”爆发，朝廷把新党的前任宰相蔡确贬到了岭南，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你想，把苏轼贬到黄州，那还是长江边，已经是很严重的处分。如果把官员贬到广东，那是南岭以南，这叫“过岭”，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处分，仅次于诛杀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了，大惊失色，说：“千万不能这么干，朝廷七八十年都不往岭南流放高官了，此例一开，将来万一我们这一派失势了，咱们也没法幸免啊。”

你看当时的士大夫非常清楚这一点，党争冤冤相报，千万不能搞迫害升级。比如范仲淹就说过，千万不要引导皇帝杀人。不然的话，万一哪一天，皇帝手一滑，没准就杀到我们的头上。范仲淹用的这个词儿非常有意思，“他日手滑”。是的，搞政治迫害，最怕的就是习惯成自然，手越来越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层层加码，这个回旋镖迟早是要打到自己头上的。

等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上台，这回轮到章惇动手了，迫害果然继续升级。

新党把几乎所有活着的旧党重要人物，都贬去岭南最远最差的地方，而且在流放过程中，有的是法子折磨你们，比如把你一家老小强制分开，不管小孩，还是老人，一大家子就不让你们互相照应。像今年对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贬了再贬，也是常有的事。

有人可能会说，可见章惇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这要看怎么说了。梁启超在写这本《王安石传》的时候，立场是站在王安石也就是新党这边的，所以，这书里的话应该也可以代表当年新党的心声。梁启超说，是的，章惇迫害元祐党人是比元祐党人迫害新党要狠，你们元祐党人迫害新党也比以前升级了。都是升级，凭什么说章惇不对呢？

孔子当年就讲过，千万不要搞什么以德报怨。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那你拿什么回报对你好的人？所以，要“以直报怨”，“直”就是“对等”的意思，人家怎么对你，你就同等地奉还回去。但是你懂的，对等，只是个原则，真到了冤冤相报的时候，哪能把握得好分寸？只能是层层加码，层层升级。

你可能会说，那这章惇就不能宽宏大量一点吗？何必搞得这么残忍呢？这个怕是很难。所谓形势比人强，我们普通人做事可以由心而发，听着内心的道德指引去干。但是政治家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政治家总是在特定的政治态势里开展工作的。我们就假设章惇是一个理性的、仁慈的政治家，又待如何呢？他一个人也很难叫停新旧两党之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冤冤相报。

我们回到这一年，请问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为什么要用你章惇做宰相？而且一用就是七年？不就是看中你的能力吗？你要用自己的能力帮哲宗皇帝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就是要继承神宗皇帝当年的变法精神，要图一个富国强兵。

那请问，富国强兵要不要用钱？而钱又从哪里来？现在朝廷最大的现实就是没钱。那为什么没钱呢？因为元祐旧党那批人反对新法，把朝廷搞钱的那些法子全都废除掉了。当年太皇太后还在垂帘听政，哲宗就表达过担心，说你们现在把青苗法等等都给废了，现在是没什么感觉，几年之后，等我当权的时候，只怕就要没钱用了。当时的大臣们看哲宗还是小孩就糊弄他，说青苗法不是好东西，我们不找老百姓收钱，老百姓就有钱了，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怎么会没钱用呢？哲宗当时也是年轻，不依不饶地说，现在太皇太后当权是没问题，将来我亲政了就有问题了。大臣们还是继续糊弄，哎呀，那个时候都是太平盛世了，不用担心。

但后来结果如哲宗所料，等他亲政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所以章惇这个宰相一上任，就在当一个穷家。

那怎么办？你要是章惇，你可能也不得不按照下面这个逻辑，来开展你的工作：

第一，政治路线上肯定是要旗帜鲜明地恢复新法。这不仅在政治上可以满足哲宗皇帝的愿望，在财政上也可以缓和国家的危机。你章惇当宰相，什么叫宰相？就是所有人都找你要钱来干自己的事。

第二，怎么恢复新法？要知道新法旧法在大宋朝可已经折腾了好几十年了，这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政治方向。所以你就一把要抢过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要打到这条路上来。这不是一个小动作。为了摆明政治态度，那就先要把对方的大旗砍倒。对方的大旗是谁呀？司马光。所以在章惇上台之前，有人问章惇，你马上要当宰相了，当务之急是什么呀？章惇想了想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司马光认定为奸邪，后来章惇甚至给朝廷上过奏疏，说要对司马光开棺戮尸，这不是真要把司马光怎么样，就是要摆明一个政治态度。国家这辆车，我要掰回到这条赛道上。

第三，一会儿新法、一会儿旧法，颠来倒去已经折腾了好几轮了，现在国家又要掰方向盘了，新宰相又有新主意了，满朝官员难免观望。谁知道你掰不掰得成呢？大家心里没底。所以章惇为了凝聚新党的士气，他就不得不下狠手，这是逻辑的必然。

章惇不仅要打倒旧党、迫害旧党、还要祸延他们的家族，甚至迫害自己的好朋友苏轼，为的就是告诉大家：看看，我这脚踩着他们，一定会踩到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兄弟们放胆跟我干。

这就是章惇的逻辑，他在这个结构当中，好像也不得不这么想，也不得不这么干。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说：做人嘛，还是要有底线。差不多得了，章惇何必搞得那么残酷呢？这就牵扯到对当时党争局面的理解了。从某种角度说，不是章惇想残酷，而是这是一局互害游戏，互害游戏的特征就是把双方动作锁死。你必须这么干，你们都很难退出这个游戏。

3

“改出”之难

我们今天看章惇的处境，其实就是陷入了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词：囚徒困境。

假如我是个小偷，我和我的同伙都被抓了。警察把我们分开审讯。警察跟我说了，谁先招认就对谁从轻发落。谁要是招认得迟了那么一点点，谁就从重从严。我又不知道隔壁同伙是怎么想的，那对于我来说，就只有一个理性的选择——赶紧招认。按照这个逻辑去想，当时的新旧两党也是这样，谁在台上，都不知道在台下的人一旦翻身会对我们做什么，那么最理性的策略就是趁着自己有权，想办法把对方往死里整。这是作为一个党派的领袖，他在外部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而作为章惇个人，他还有一重不得已：就是在自己的派别内部，在这种年深日久的党争中，谁主张宽容，在自己这边的人看来，谁就是意志不坚定，是要出局的，甚至会被反噬。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即使不考虑章惇的性格因素，他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

你看看章惇的处境：在外部，他面对一个“囚徒博弈”的问题，和对手没有起码的信任，停手可能就意味着送命；在内部，他面对一个“群体极化”的问题，他没法妥协，宽容就意味着背叛。章惇再强悍，也是这个大结构中的一个小人物，大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不得不跟着走。

其实，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的局面，就形成一种“互害结构”，彼此互相坑害。一旦进入这种互害结构，身在其中的人，是很难退出来的。现在我们讲的1097年的故事。其实就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所谓的“五代乱世”，到处都是凶神恶煞、杀人如麻的军阀。请问他们在干嘛？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首先，这些人道德水准很低。其次，他们是在用武力争天下，没有底线，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当皇帝的理想。是这样吗？

最近我看到历史学者施展老师有一篇文章分析得真好。他说你真要是穿越到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些军阀看着凶神恶煞的，他们哪里是在争天下？他们哪里有什么理想？他们是可怜的，不过是在乱世里争取多活几年。

对，只是为了多活几年。当时的五代，其实就是一局“大逃杀”的游戏，中原就那么狭窄的一个空间，乱世中的人几乎没有其他退出机制，不当兵杀人就等着被别人杀死，当兵杀人也只能是拼命争取让自己成为最后被杀的一个。所以，五代军阀才有那种极端暴力、极端猜忌、极端短视的行为模式。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性格问题，这是大结构逼出来的选择。

所以你看为什么最后宋太祖赵匡胤得了天下？他是乱世中最能打的吗？并不是。当所有的军阀都觉得，我只有用暴力赢了所有人才安全的时候，赵匡胤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解决方案：他提供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秩序。什么秩序？就是——你即使放弃了暴力，也可以活下去。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吗？那杯酒释兵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在五代互害游戏的乱世当中，重建了一个崭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叫“退出机制”。你要是觉得不好玩，这个互害游戏你可以不玩，我依然可以保你平安富贵。这才是结束乱世的正确姿势。

这让我想起来一个军事术语——改出。当军用飞机遇到失速，尤其是旋转下坠的情况，这时候的飞行员千万别跟着本能走，比如紧急拉操纵杆，或者反方向拉操纵杆，不能根据本能行动，而是要根据一套事先规定好的操作规程，才能让飞机打破现在的恶性闭环，重新飞起来，这就叫“改出”。

请注意，“改出”的核心是这个“改”字。“出”不重要，因为出来谁都想，但是要看在这种危急局面下，谁能打破原来的那个惯性逻辑。

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章惇的话题，章惇这种性格的人，能把大宋这架正在失速下坠的飞机“改出”吗？怕是不能。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虽然他很能干，但是他有一个缺陷，目标太过单一。他能干聪明，他要在已经锁死的旧逻辑里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打破旧逻辑，建立一个可以“改出”的新机制？

今天这期节目，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解，觉得我想为章惇辩护，我想说的恰恰是：形势真的像你章惇想的那样，无可更改吗？你真的别无选择吗？不，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得选。即使是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任何自由，甚至生命都必然要被剥夺，他也有的选。至少他可以选择自己面对这份命运的态度。

所谓没得选、不得已，只是章惇这样强悍且目标单一的人的执念，或者说是那些懦弱的、随波逐流的人的借口。只要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任何单一目标的奴隶，你会发现自己在任何残酷的游戏里都有得选，你不能“改出”大势，但你至少可以“改出”你自己。只要你有更多的人生目标。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远远被历史低估的人，他叫冯道。

冯道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五代军阀一样，生活在五代乱世，当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的宰相。在宋朝的价值观中，你这就相当于一个女人嫁了四个丈夫，你哪有贞节可言。欧阳修还专门嘲笑冯道，说我听说过一个烈女，被人牵了一下手，就拿斧子把自己的手砍了。你冯道还不如这么个女人。

在欧阳修这些宋朝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冯道只能向着士大夫既定的那个目标前进，这个游戏，我知道你身为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你肯定赢不了那些武夫，但是你也不能退出。你赢不了，但你可以死。这是欧阳修作为后来人，对冯道提出的非常严厉的道德要求。要么赢，要么死。

但是实际上的冯道呢？你去看他这一生，他既不要在乱世里赢，也不肯在乱世里死，他给自己另行订立了目标。冯道当宰相，他会劝皇帝尽可能地少杀人。对于犯了法被判刑的人，他能赦免就赦免。武将抢来女子当礼物送给他，他不拒绝，因为武人的面子是不能伤的，但他会弄一处空房子安置这些女子，让手下悄悄地帮她们找到家里人给送回去。他在国外见到了被掠去的老百姓，也会买下来送回家。

与此同时，他利用当宰相的职权，去推进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儒家的经文。所以他在干什么？他既是在为这个残酷的世道，留一点善行的种子，也是在为下一个太平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比如说，他主持印制的那些书籍，就成为后来宋朝能开展科举，选拔人才的重要基础。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评价冯道这个人。他确实不算什么道德楷模，但是也要允许一个人在他不喜欢的互害游戏中，另行订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这个目标可能和大目标不一致，但是他需要有这么一个不同的目标。

现在我为你讲述的是大宋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一年，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这一年六月十一日，苏轼抵达海南。也不过就是再过四年，政治形势又翻过来了，章惇被贬雷州。而那一年，苏轼则从海南北归大陆。

在归来的船上，苏轼看见参横斗转、云散月明，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纵然在南荒之地历经九死，我也不曾有过半分悔恨。这一段奇绝非凡的人生旅程，反而是我平生最壮阔的经历啊。

这是苏轼在回来的船上写的。这一年的苏轼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应该不会再想着回朝做官了，但是他有太多的人生目标，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他有那么多朋友要探望，有那么多感怀要抒发，他还要去做几餐好饭，还要酿几坛好酒，要去看花，要去观潮……你看，一个人目标多了，恨意就少了，而他的人生也就随之壮阔了。

我们下一年，公元1098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五代时期的冯道。

前面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冯道在乱世里自行订立的目标，和他在历史中遭遇的种种误解。

冯道有一首诗，叫《偶作》，我想给你读一读。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一首诗，实在是说透了，当所有人都陷入“囚徒困境”，当整个系统都在玩“互害游戏”的时候，一个人到底该怎么办？尤其最后两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说得多好啊。

冯道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比谁都清楚，五代乱世，今天还是宰相，明天可能就人头落地。但他订立了自己的目标：我不参与你们的互害游戏，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你熟悉的另一句话，也出自冯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所以你看，走出“囚徒困境”，走出“互害游戏”，靠的不是更狠、更坚定、更不择手段，而是你得有别的目标。你得知道，这个游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致敬冯道，致敬在文明长河中，所有在狼虎丛中依然守住方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