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正确对待你的“痛苦”：来自精神科医生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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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已经到了，有个现象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每年这个时候，精神科的门诊量都会明显上升。民间有句老话，叫“春天到，痴子闹”，说的就是春季是精神疾病的复发高发期。
为什么偏偏是春天呢？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气温波动、日照时间变化、激素水平调整等等。但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一个重要，但不容易被关注到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有情绪问题，却不去看病？
作者：达珍来源：得到App《得到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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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精神类疾病，尽早介入很重要

先看一组数据。根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团队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的研究，我国成年人抑郁障碍的12个月患病率是3.6%。换句话说，每100个成年人里，就有3到4个人在过去一年里经历过抑郁障碍。按照2022年的统计，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9500万人，焦虑障碍患者约4000万人。但在这些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只有9.5%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治疗。假如进一步看“充分治疗”，也就是同时满足“足够剂量和足够疗程”，这个比例只有0.5%。你看，患病率和就诊率之间，差了将近二十倍。那到底是什么阻碍人们去接受治疗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的观察非常值得了解，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姜涛。姜涛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已经三十多年，就在今年1月，他根据一线观察写成的新书正式出版，书名叫《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这本书的电子版，已经在得到App上线。按照姜涛医生的观察，很多情绪疾病之所以没有获得专业治疗，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病耻感。姜涛医生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期间，接触的患者60%来自乡镇。很多人专门从自己的家乡跑到北京来看病。要知道，很多乡镇政府都推出过惠民措施，专门邀请专家来当地坐诊，按理说就医门槛已经很低了。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宁愿跨越几百公里去北京看病，也不愿意去距离只有几公里的乡镇卫生院。为什么？怕被村里人认出来。尤其在农村地区，很多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缺少常识，“精神类”疾病一度被污名化。按照姜涛医生的说法，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不仅要对抗大脑里的风暴，还要挣脱污名化的枷锁。再比如老年群体。我国老年人中抑郁、焦虑的情况非常常见，但就医的人数非常少。一部分老年人会把心理痛苦表达成躯体不适，家人很难直接感知到真实情况。还有很多老人对“精神科”存在羞耻感或误解，因此宁愿求助民间术士，结果常常延误治疗。阻碍人们就医的第二个因素是，认知框架问题。大多数人理解精神疾病，用的是一套“强弱模型”，也就是坚强的人扛得住，脆弱的人才会出问题。但这套认知模式本身就未必站得住脚。现代精神医学的主流理解是，很多精神类疾病，是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跟大脑神经递质的变化、遗传因素、现实处境等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大脑里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失调，光靠意志力根本调节不回来。而且这套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患者明明情绪出现了严重问题，但选择继续硬扛，从而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同时，很多旁观者容易把支持变成施压，从而加剧患者的症状。姜涛医生观察到，精神疾病和某些职业关联不小，尤其是那些长期面对不确定性、反馈延迟、责任压力大，或需要高强度情绪劳动的职业，像科研人员、作家、会计、教师、医务工作者等人群很容易出现焦虑或情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面对高投入、低确定性、强竞争的工作性质，很多人为了出成果，会选择硬扛，最终导致身心耗竭。姜涛医生说，人们总是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就像跟健康人描述牙疼，没疼过的人永远不知道那种滋味。同样，外人也永远不会懂抑郁症患者到底有多难受。第三个就医阻碍是，时间窗口。很多人不是不打算求助，而是习惯性地往后推。但这背后有个隐藏成本，情绪疾病每拖延一次发作周期，下一次发作的门槛就可能更低，治疗难度也会随之上升。这一点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根据《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2025年的数据，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整体患病率是8.9%。尤其在高考、升学、分班、竞赛等关键时期，评价和压力被高度压缩到有限的时间窗口里，导致情绪问题更容易在这些阶段集中爆发。而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等这些关键阶段先撑过去再说。但按照姜涛医生的观察，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熬过去了，但更多孩子是在等待的过程中，错过了最佳干预的窗口，最后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临床经验看，抑郁症第一次发作，确实存在自行缓解的可能。但一旦进入反复发作阶段，持续时间可能更长，恢复难度也会增加。同时，这也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孩子打断校园生活专心治疗，那么人际能力、学习节奏、认知反应速度和自我效能感都会受到影响，这些东西高度依赖连续的校园生活，断掉了很难无缝接续。换句话说，面对精神类疾病，早期识别与尽早介入尤其重要。必要时，药物应更早进入方案，而不是等到反复发作或严重失控。越拖延，可能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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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情绪问题？

那么，假如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出现了情绪问题，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首先，要区分情绪问题和情绪疾病。怎么判断二者的区别呢？姜涛医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观察维度，叫做“人格张力”。一个正常人其实是有一定的人格张力的，也就是面对不同的环境、压力和刺激，能够做出相应的应对，同时具备基本的自我照料能力、情感的表达和行为动机。说白了，哪怕情绪有波动，也能照顾好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与外界保持合理连接。这个程度，就可以大致认为是情绪问题，而算不上情绪疾病。姜涛医生的建议是，假如只是轻度的情绪问题，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恢复自己的能量。比如运动，人一旦动起来，大脑里的多巴胺、内啡肽就会更活跃，绷紧的状态更容易松动。更重要的是，运动会把人从封闭状态里拽出来，重新和世界建立连接。再比如，很多医院里就有“发泄室”。很多精神科医生由于长期接触高浓度的负面情绪，很容易受影响。这个时候，除了依靠经验更丰富的上级专家做情绪疏导外，很多医生会选择去发泄室，通过打沙袋、吼叫等方式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按照姜涛医生的说法，这种长期训练出来的能力是职业“安全门”，就好比一道防火墙，你可以认真共情，但也能随时抽离，做到“跳进跳出”，把工作里的负面情绪留在工作里，不带回生活中。当然，如果你是内向的人，也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像阅读、手工、音乐、游戏等任何能让你真正投入进去的事情都可以是情绪的出口。总之，关键不是这些形式，而是你得有一套机制，把情绪排出去。其次，如果你的情绪明显没有张力，很难通过自己复位，那么就要警惕，情绪问题也许正在往疾病方向发展。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原则是，千万别硬扛，要尽早借助医疗资源。按照姜涛医生的临床观察，很多人会在“我到底有没有病”这件事上反复耗费大量时间，总觉得自己应该还好，或者认为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但这个判断本身，很多时候就是个陷阱。因为情绪状态本身出了问题的人，往往也是判断力受影响最明显的人，这个时候你很难正确评估自己的情况。当然，也有某些急性的症状，可能有明显的外在表现。比如，焦虑的人，往往处于“绷紧”的状态，通常眼神游离，小动作变多，语速偏快，语调不稳。再比如，抑郁更像是一种“被压住”的状态，往往是表情变少，动作变慢，语速偏缓，情绪底色低沉。但注意，这些都不能替代专业评估。假如连续几周出现明显的变化，波及正常生活，那么就应该去医院的精神科做评估，把诊断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假如是身边的人患有情绪疾病，应该怎么提供帮助呢？姜涛医生的建议是，让对方感觉到，你没有站在他的对立面。你看，当一个人处在高度痛苦或紧绷的状态里，大脑负责理性分析的部分本来就很难正常工作。这时候你越急着劝、越讲道理、越给方案，对方往往只会离你更远。因为他接收到的信号往往不是“你在帮我”，而是“你在评判我”。姜涛医生说，像抑郁症、焦虑症的病人，情感广度、张力非常大，所以，讲话的时候要有共情，要体会对方的需求和痛苦，和病人建立一种潜意识的联盟。比如，在临床治疗中，精神科医生通常会把语速放慢，把音量压低，尽量用简单的句子沟通，先陪着对方。说白了，很多时候，你只要在场，只要让对方意识到自己“被看到”，就会给人很大的安慰。就像姜涛医生说的：“精神科医生存在的意义，既是神经递质的调校师，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译者，把生化指标翻译成人话，把患者的呻吟转译成医学编码。”在科学与苦难之间，搭一座小小的桥，让那些痛苦被看见、被丈量、被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