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间道路很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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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2年，大宋崇宁元年，大辽乾统二年。

这两年，大宋朝堂上的形势变化非常大。我们简单捋捋：前年，哲宗皇帝去世，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徽宗继位，与此同时，徽宗坚决要求向太后垂帘听政。

按说呢，当时徽宗已经19岁了，你一个成年男子当皇帝，太后没有垂帘听政的道理。但是徽宗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张嘴接住了天上掉的一块儿馅饼，当时的政治权威根本就不在自己身上。而且，这个时候明摆着反对自己的人，外朝有宰相章惇，内宫还有朱太妃，这个位置能不能坐得稳？不好说。那还不如干脆承认事实，请当时的实际政治权威的拥有者——向太后出面垂帘听政：你好人做到底啊，扶上马，再送我一程呗？你要是看过我们1100年那期节目就知道：哲宗去世那天，徽宗——当时的端王——赵佶其实是请了假的，根本就不在现场。他是被临时抓来当皇帝的。进宫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懵的。在那么慌乱的情况下，他还是坚决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政治小白居然能做出如此果决而明智的政治决定。你别看宋徽宗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不怎么样，就凭这一点，你就知道，他的政治直觉其实非常敏锐。

向太后作为一个过渡角色，在政坛上的谢幕非常“及时”且顺理成章：她不仅半年后就还政给徽宗，而且，又过了半年，居然就去世了。站在徽宗的角度来看，自己刚过河，这个桥都不用主动去拆，自己就塌了。这上天的安排，简直太完美了啊！

那徽宗上台后的执政方略是什么呢？你从年号就看得出来，上一年叫“建中靖国”，这一年叫“崇宁”，可都是意味深长。

中国历史上，如果出现四个字的年号，通常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就是这个皇帝的性格非常戏剧化，比如武则天，非常爱搞这种文字游戏，什么“万岁登封”、“万岁通天”；要么呢，就是有重要的政治信号要传递，觉得两个字说不清楚，才用四个字。

整个宋朝的历史上，用到四个字的年号，也才三次：宋太宗用的“太平兴国”；宋真宗用的“大中祥符”；还有，就是上一年，宋徽宗用的这个“建中靖国”。“建中”，就是走中间道路，“靖国”就是要让国家安定。是啊，新旧两党已经翻来覆去地缠斗多年。现在徽宗这个新领导上台，招呼大家：别再搞什么新旧党争了。咱能不能走一条中间路线，让国家安静安静？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用四个字的年号。

不仅是年号啊，宋徽宗在搭班子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布局的。他上台不久，就把宰相章惇换掉了，换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是当时旧党，也就是保守派的领袖韩忠彦。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但他爸爸你应该知道：韩琦，前任宰相，英宗、神宗两朝的定策老臣。另一个人，是新党，也就是改革派的领袖曾布。曾布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弟弟。

你看看，这个宰相班子，一半新党一半旧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而且还是新旧两党里不那么激进的中间派。徽宗给出的这个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了：我当皇帝，你们新旧两党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别吵了？把你们两派当中能好好说话的人，叫到一起，大家和和气气、有商有量地过日子，不好吗？

但是很奇怪，这个“建中靖国”的年号，只用了一年，到今年，就改叫“崇宁”。你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里，一听就懂，崇是尊崇的意思，而宁是“熙宁”，这不是宋神宗的年号吗？尊崇熙宁，这不就是要回到神宗时代吗？这不还是要变法吗？这不就又全面倒向了新党的路线吗？

倒向新党的政治选择也体现在人事安排上：韩忠彦和曾布，这一对宰相搭档，并存了不到两年就双双被贬，那宰相谁来干？蔡京啊，就是那个后世著名的奸臣蔡京。

蔡京的底色，是激进的变法派——嗯，这么说也不对，蔡京也可以是保守派，那要看领导的指挥棒怎么指了。16年前，蔡京还在担任开封府的知府。当时司马光上台要废除新法，别人都犯难，只有蔡京说没问题，请注意，他掌管的可是开封府啊，那可是全天下情况最复杂的地方，京城嘛！

蔡京居然只用了五天就恢复了旧法。把司马光激动得，一个劲儿地夸他。所以你懂的，这次蔡京上台当宰相，皇帝只要拿手一指，不管是什么方向，蔡京就肯定是那个方向上跑得最远的急先锋。就在他的任命下达的那一天，徽宗召见他，说，我现在要沿着我爹神宗，我哥哲宗的道路前进了，我不犹豫了，我现在是新法派了，所以用你当宰相，你就说你咋办吧？蔡京说，那我肯定出死力帮你办到啊。

你看看，这事儿是不是挺奇怪的？从“建中靖国”到“崇宁”，只用了一年时间，宋徽宗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中间道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要了吗？或者换个问法：中间道路为什么走不通呢？

1

各有心思

大宋现在有必要走中间路线吗？当然有必要。

你算嘛：从熙宁二年，也就是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到这一年，大宋朝的新旧党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谁都知道，这种新党几年、旧党几年、政策翻烙饼、互相搞迫害、迫害还升级的局面，对国家是巨大的伤害。就说对皇帝个人：你只能在两筐烂苹果中间选择一筐吃，甭管哪一派上台，心思都放在政治斗争上。这个局面，对皇权也不利啊——它限制了皇帝的政策选择权嘛。这是走中间道路的必要性。

那可行性呢？你看徽宗现在这个局面多好？向太后一路护送，让他平稳度过了新手期。到了这一年，他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建立起来了。所谓新党、旧党，那些恩怨纠缠的老人也都凋零殆尽了：去年，苏轼、范纯仁去世，旧党大佬几乎全部谢幕；到了这一年，新党这边的章惇、曾布也都被清理掉了。徽宗现在完全可以把脸一抹，我是“重打鼓另开张，新人不理旧账”，我要开创一个安定团结的、崭新的政治局面啊。真是机会难得。

但是，奇怪，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宋徽宗却非要猛打方向盘，把国家重新又掰回到新旧党争的老路上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把徽宗本人的问题放一放，先来看一个人，就是曾布。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走中间路线为什么这么难？

咱们要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位曾布。我们前面说了，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好像曾巩比曾布有名。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如果站在宋朝的历史现场，哥哥曾巩这辈子只做到了中层文官，而曾布是当到宰相和枢密使级别的高官，无论是名气还是地位，可比哥哥曾巩大多了。当年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曾布就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王安石夸他，说搞变法，始终唱反调说行不通的，只有一个司马光；而始终赞成说能搞下去的，只有他一个曾布。剩下的人，都没有这么坚定。你看，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新党代表人物。

但是奇怪，到了哲宗皇帝亲政的时候，曾布这个铁杆新党，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中间派。他这个阶段是公开说，你们保守派，一提到搞新法的人，就不用，这就偏颇了哈。反过来，你们这些新党，一提起元祐年间的保守派就咬牙切齿，这也是很过分。你看他这一碗水端平的态度。

甚至有一个说法，宋徽宗之所以走“建中靖国”的中间路线，也是这位曾布促成的。前年，徽宗刚上台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好了，终于大事已定啊，以后，就照着先帝的法度办就行了。守先帝法度，这话在帝制时代说出来，什么时候都没毛病。但是曾布马上就说，哎，话不能这么说嘛！办事嘛，只分正确和错误，只要我们做得对就行啊。曾布这话的意思是：新皇帝不要被什么先帝的路线绑死，你要大胆向前走自己的路哇。

就因为这一系列的表态，后来的评论者，即使是很烦新党的评论者，对曾布也是另眼相看。比如晚清的大藏书家缪荃孙（就是他整理出版了曾布的日记），就说，这个曾布啊，虽然是个翻覆小人，但是看他这个阶段的各种表现，至少跟章惇、蔡卞那些人比起来，还不算昧尽天良。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曾布这个从新党到中间派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说来话长。三十多年前，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身边有好几个小弟，比如吕惠卿、章惇，还有曾布。随着形势发展，这些人里面，章惇的发展势头最好，在宋神宗时期就已经当到了副宰相级别。而曾布则一直在地方官员，知州这个级别上转来转去。你想，曾布心里不好受啊：大家岁数差别不大，章惇只比曾布大一岁，当年都是跟着王安石在一个会议室里讨论改革方案的人，现在你章惇混好了，还不拉兄弟一把？

等到8年前，宋哲宗亲政的时候，章惇被任命为宰相，继续搞变法。当时曾布是朝廷的笔杆子，章惇当宰相的任命书就是他写的，那文章把章惇夸得跟朵花儿似的。我给你念两句啊，“器博以大，志刚而明。才之所施，则酬酢万变而无穷；学之所造，则贯通百家而不惑。”你听听，夸圣人的词儿，全给章惇用上了。

在曾布看来，我这么够意思，借朝廷的口气夸你，你能不能投桃报李啊？你当宰相了，你也推荐我当个副宰相呗？但是，章惇不干，是看不上？还是妒忌？说不好。反正最后只推荐曾布当了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副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也算进了两府班子，但在班子成员中排位最低。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裂痕。

好了，如果你是这个时候的曾布，请问你是什么派？当然只能是中间派啊！大宋朝政坛上现在明摆着就两个派：保守派和变法派，我曾布原来是变法派的，但是，在这个派里，我的上升道路被章惇堵死了。不是我要另立山头啊，是章惇不带我玩啊。但凡我还有点上进心，我就要再起一个派。你看这个桌子边上，左边一张椅子，右边一张椅子，都有人了，只剩中间这张椅子了，我不坐中间派这张椅子而还能坐哪儿呢？

这就是人的复杂之处。我们通常以为：人的大脑产生观点、观点决定我的站位，以及我和周边人的关系。但在真实世界里，这个逻辑经常是反过来的：我和周边人的关系，决定了我的站位，而我的站位决定我的观点。常言道，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这个意思：关系往往是先于观点的，信念往往是被身份塑造的。说白了，大脑最大的作用，不是产生观点，而是对我们已经发生的行为、已经站到的位置，做出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解释。

所以，我这里对曾布这个转型的解释，并不是说曾布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人，而是说，在这个处境下，他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他因为这么做了，反过来倒逼他也就真这么想了，真的变成了一个言行一致的中间派，也是合理的。

我举个例子，你就更能体会曾布的这个转变了。

哲宗刚刚亲政的时候，曾布作为新法派大佬，态度特别鲜明，就是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旧党。比如他说，司马光那些人，先帝神宗对他们不薄啊，他们这么辜负神宗，都可杀。这话是他说的。再比如，把元祐年间所有的大臣上书都要做整理，只要是否定神宗政策的言论都要查出来，以防有漏网之鱼。这种特别狠的主意也是他出的。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迫害元祐党人，这个力度自己怎么也追不上章惇。对死去的司马光，章惇能狠到主张挖坟掘墓，对活着的苏轼，章惇能把他这个原先的好朋友贬到海南岛去。无以复加了啊，那怎么办？曾布就只能掉头，往中间立场上移动。他跑去跟哲宗皇帝说，有一句话，就是死我也得说出来。哲宗说，哟这么严重，说呗。曾布说，那些贬到岭南的人，咱们不能那么狠啊，让他们换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待着？这叫感召天地之和气啊。

哎？这是曾布突然变得宽容了吗？不是啊。他只是不能和章惇一样啊。

我看这几年的史料，曾布和章惇在皇帝面前吵架，那叫一个热闹。章惇说，识别奸臣君子还是挺难的，主要得看证据。曾布说，识别君子小人不难，主要看公论。章惇说，平夏城之战打赢了，咱们得乘胜追击；曾布说，平夏城打赢了，所以不能再轻举妄动。诸如此类吧，都是这种看起来两个道理都对，但是在面对具体事务的时候，无论章惇怎么说，曾布马上就抱着根杠子上去抬。

这种争执的意义，其实还不如原来的新旧党争，那好歹还是关于国家大方向的辩论。曾布和章惇抬的那些杠，则基本都属于：只要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烤鸭我就说烧鸡。反着来就行啊。但是跳出来一看，旁观者会觉得：哦，章惇这个人极端，而曾布则是走了一条中间路线。

其实，这哪里是什么中间路线？这不过是曾布个人的一系列微观选择，在宏观上表现出来的态势而已啊。

2

微观处境

刚才我们对曾布行为的分析，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误解：觉得曾布就是个杠精，就是一个憋着一口恶气要跟章惇斗法的小心眼儿。

没有这么简单。对曾布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在政治领域，有一个名词叫“议题创业”。说白了，就是老赛道跑不过，就换赛道；旧题目赢不了，就造新题目。企业家创业，是制造新产品，而政治家创业，则是制造新议题。就像一个班上，原来同学们都在比成绩，突然出来一个竞选班长的，说我们不比成绩，可以比纪律，或者比才艺呀。一下子就打开了新局面。大宋朝堂上这几十年的议题，不是保守就是变法，突然出现一个曾布，说我们走中间路线吧？这就是他的议题创业。

那既然是创业，他的客户是谁？当然就是皇帝啊。

在很多政治博弈中，中间派往往是少数，但他们是关键少数，两派都要争取他们，在上位者也可以利用中间派制衡两边。这是中间派的最大卖点。

曾布这个阶段跟皇帝说的话，有两个意思反复出现，第一个意思就是，我无党无派，所以我说话都处于公心。第二个意思就是提醒皇帝：你是当皇帝的，你的权力不能被底下人侵夺啊，现在可好，满朝大臣都知道怕宰相，不知道怕陛下您，要不是我站出来说他们宰相不对，谁敢说？只有我是您的人啊，陛下。

曾布有时候害怕皇帝不明白，还不得不把话说得更直白：您想想，当年神宗皇帝那么信任王安石，但是朝堂里那些反对派大臣，神宗皇帝为什么还要留一些？不能让朝堂里只有王安石一个人的声音啊，那皇帝不就被蒙蔽了吗？您多留个心眼吧，多学学神宗皇帝是怎么驾驭王安石的吧。

这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吧？我是中间派，你得留着我啊。说完这段，他还追问皇帝，是不是有人背后说我坏话，说我偏袒哪一边？弄得皇帝直摆手，没有没有。曾布说，他们那些人，没有是非的，我可不敢保证说他们不说我坏话。皇帝只好再次澄清：没有！怎么可能有！

曾布这番话什么意思？就是要砸实自己“中间道路独家供应商”的地位啊：他们都在党争，只有我走中间路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皇上。

上一年，曾布的弟弟曾肇给他写信，表扬他哥，说你跟章惇、蔡卞这些人不一样，众所周知，挺好的。曾布给弟弟回信的时候，说了几句真心话。他说，弟弟啊，你哥哥我从神宗时代一直到现在，之所以是个不倒翁，就是因为我在保守派当权的时候，他们看我，我不像是个完全的新法派；而新法派当权的时候，看我也不像是个完全的保守派。我看他们两边斗来斗去的，我在风波当中是稳如泰山啊。所以你放心，我待在中间，是不会给咱们老曾家带来什么灾难的。

从哲宗亲政的时候，曾布就是这套策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前两年徽宗上台的时候，曾布这种中间道路的策略结出了硕果，他就宋徽宗第一批启用的宰相，这是曾布一生事业的顶点。

如果粗略地看，曾布这个阶段的很多主张都表现出了中间路线的特点，但是你再一凝神去看细节，就知道，他的一切言行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那点小算计。

我再你举个例子：就在上一年，徽宗继位之后，曾布去找他做了一次密谈。曾布说，现在是向太后垂帘听政啊，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向太后身边的人，现在可比您身边的人气焰嚣张啊。将来太后还政给你，太后身边的那些人难免失落嘛，他们会不会搞事？到时候，向太后要是偏向他们说话，您不就难做了吗？

徽宗说，不至于的，太后不会信他们的。曾布说，您小心提防着，总没错。

曾布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又把话题往前递进了一步，这回说的就不是太后身边人了，而是向太后自己了。曾布说，向太后承诺很快就要还政给您。我劝您啊，到时候，要把权力界限画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让太后干政。

徽宗说，那还用说吗？都还政了，她当然就不会掺和朝政了。曾布说，哎，还是一开始就定好规矩啊，否则她将来对朝政说个一句半句的，这不是碍事吗？

徽宗直点头。曾布又近一步说，我今天给您说的这句话，您可千万别往外说啊，一句话漏出去，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徽宗说，怎么会？你信我！

这段话，不是道听途说啊，是曾布自己记在日记里的。这是一段什么对话？徽宗执政、太后垂帘，在这个体制下，你曾布作为一个大臣，不去调和两宫的关系，而是做这么赤裸裸的挑拨，这么孤注一掷的投靠，这是一个正色立朝、不偏不倚、中间派大佬该说的话吗？说得好听一点，这是讨好；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就是进谗言啊。

我之所以要跟你讲这个细节，不是为了批判曾布这个人的人品，而是想请你注意到一个事实：政治人物的很多言论，表面说的都是大事，但他的真实动机，不见得是从大局出发的宏观判断，他们会有自己置身其中的小局面，不得不应对的微观处境，以及眼前能看到的个人出路。不管他们的话听起来多大义凛然，我们都要深看一层，看到他们背后的理性策略。正如17世纪的法国贵族拉罗什富科说的：“私利会说各种语言，甚至会扮演无私。”

好了，说完了曾布，我们再让此时大宋朝堂的真正主角出场，就是刚开始雄心勃勃决定走中间道路，而一年之后又放弃了的宋徽宗。

宋徽宗的问题比较复杂，他是既有主动玩弄权术的一面——那一面，我们在1109年的那期节目里再集中去聊——这一期，我们先来看看他有什么不得已。

你可能会说，他是皇帝哎，他还能有什么不得已？不，皇帝也会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微观处境。他的问题，总体说起来就是：走中间道路的政治资源太少了。

表面看，中间道路千好万好，但是别忘了，走任何道路，都不只是某些人的执念。任何道路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当年神宗皇帝为什么要搞变法？是因为大宋所谓的“三冗两积”啊，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新法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保守派呢？是因为搞新法，又导致了执行走样、扰民生事、酷吏横行的新问题，保守派就是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它们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观念。

你说这两条路都有弊端，我不走，那它们原来解决的那些问题怎么办呢？30多年了。两边可不止是打口水仗啊，两派都积累了大量的理论论述和政策工具。为什么我们对，你们错？按我们的方法干，为什么好？你们遮掩的问题，为什么比看上去更严重？你们指出的我们这边的问题，我们的补救方案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经被反复打磨过、实践过了。说白了，宋徽宗上台，无论走哪条道路，两边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工具包，拿起来就能用。

而那条看起来很美的中间道路呢？上面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如果真要走中间路线，不是两边和稀泥就行的，是要筚路蓝缕，从头开始建设这条路上的政治资源的。一大堆问题就来了：领导人是谁？它的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字？要把国家带向何方？具体的政策路径是什么？一概没有。

不仅宋徽宗没有，所有的大臣手里其实也没有。建中靖国时期，徽宗其实是启用了一些元祐党人，也就是保守派的。但是这些人回到朝廷，能用的还是原来的那些政治话语，天天在徽宗耳朵边上说，保守时代怎么怎么好，改革时代怎么怎么糟，谁谁是君子，谁谁是小人，跟念经似的，把徽宗念得心生厌恶。这是逼得徽宗必须选边站啊。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多次讲过一个观念：每个人不仅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他还生活在此前所有时光积累起来的历史地层之上。以前有的，你抛不开、躲不过；以前没有的，你也很难平地起高楼。你觉得好的，可以安享，你觉得不好的，也得承当。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两年前，宋徽宗说，明年咱们走中间路线了哈，年号就叫“建中靖国”。曾布就说了，这怕不好吧？“建中”这个年号，是唐德宗用过的，正好是泾原兵变爆发，唐德宗连长安都待不住的时候，这哪能用呢？宋徽宗坚持要用，还说呢：怕什么？当年我朝太宗皇帝用的“太平兴国”年号里面的太平两个字，那不也是南北朝时候南朝梁的末代皇帝用过的年号。这不也没事吗？放心用。

你看看，就连年号这么简单的事儿，也是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下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那么长，到处都是先例和故实，任何言行举动都会牵动联想和引申。想找到一条合适的，能被各方接受的中间路线，太难了。

物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双稳态系统的中间势垒态”，简单说，就像山头上的一个圆球，或者像笔尖朝下的一根铅笔，你确实可以拿手扶着让它处于中间状态，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它的稳态，只要你手一松，它就会自然滚向两边。那个骑墙的，看起来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在理论上虽然存在，但它是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才能存在的啊。

那问题又来了，宋徽宗如果不走中间道路，那他为什么没有偏向保守派，而是彻底倒向了新党呢？

3

最小阻力

为什么宋徽宗重新走回了神宗的老路？为什么他没有能力结束30年的残酷党争？

有一本书《见树又见林》，美国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的著作，里面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最小阻力路径”。简单说，社会不一定非要强制你干什么，而是给你设置了一条最小阻力的路径，你自己会顺着这条路走到预定地点的。比如，我是一个学生，按时到校，遵守课堂纪律，考试的时候不交头接耳，学校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派人强迫我这么做，只需要让我知道，不这么做，付出的代价比较大，就行了。我会顺着那条不太费劲的路往前走的。不管我内心乖不乖，大多数时候，我看起来都像是个乖孩子。

社会也是这样，里面设置了很多看不见的“最小阻力路径”，虽然每个人的个性、偏好、意图都不一样，但是你放心，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行动方式都跟别人差不多。说白了，随大流，最省力。

你就想嘛，你设计了一款大富翁游戏，这里面的角色、价值观都是定好的，只要玩家来玩，他在游戏里表现出来的特征一概是贪婪和好胜，哪怕他生活中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哪怕跟他一起玩的是亲爱的家人，他也会是这样。因为只要在这个游戏里，“最小阻力路径”是被设置好的，只有这么玩，才省力，才有乐趣。

读宋徽宗初年的这一段史料，我也有了这种强烈的感觉：不管徽宗本人的意愿如何，环境早就给他设立了一条最小阻力路径，让他像坐滑梯一样，不费劲儿地就一路滑到新法派那条路上去。

我们来简单看两个因素：

首先，皇帝本人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哲宗皇帝是徽宗的哥，神宗皇帝是徽宗的亲爸爸，走他们的道路，这叫“绍述父兄之志”，在大义名分上站得稳稳的。不是这条路有多正确，而是这条路很省力。如果反过来，徽宗往保守派这边偏，那请问你继承的是什么传统？司马光的？还是更久远的宋仁宗的？为什么这么干？你为什么反对你的父兄？这需要一大堆论述，太费劲儿了嘛。

还有一点，你再看一眼这位徽宗皇帝，他是不是昏庸？这个我们将来再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又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你让他这辈子就甘当个窝窝囊囊的守成之主？不去争取做一个大有为之君？不可能的嘛。那好了，只要皇帝想干事，就要花钱，要花钱，就要想办法搞钱。而提到搞钱，这就说到变法派的长项了，他们兜里有的是搞钱的工具箱啊。你说，宋徽宗会偏向哪一边？还是那句话，皇帝选择站在这一边，不一定是因为他心底里觉得这边就对，而是因为偏向这一边，做事省力。

30多年了，大宋朝堂早就为这位新来的徽宗皇帝准备好了“最小阻力路径”，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一步步地、自觉自愿地从“建中靖国”的中间路线滑到“崇宁”的变法路线上来。没有什么悬念。法国作家加缪不是有一句话吗？ “命运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周围。”是的，命运不是让我变成什么样，而是降临在我的周围，让我主动变成那个样。

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递进一层，理解一下儒家思想中被误解得最深的那个概念：“中庸”。

我们以前就讲过，中庸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不是骑墙派，不是折中主义，而是知道两个极端在哪里，然后在动态变化中，找到恰到好处的唯一平衡点。所以，提到“中庸”，我们脑子里冒出来的，不应该是一大片“中间地带”，而是“一条细如发丝的黄金中道”。是的，中庸之所以难，就因为要正正好。差一点，都不是中庸。就像开车，如果只是往左或者往右，多简单啊？根本就不用学。之所以开好车需要艰难的练习，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要找到正正好的方向和速度。韩寒在干赛车手的时候，有一次接受采访就说过一番话，我念给你听：“一个专业赛车手，不是一味地追求速度，而是把速度和安全同时放在心里。随着速度越来越快，速度和安全之间的那根线，越拉越细，细如发丝。顶级赛车手的本事，看似是速度快，其实是保持这根线越来越细，但是从不断裂。”

所以，儒家一直强调，中庸非常困难，孔子甚至把中庸看成是人的德性的最高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宋徽宗的处境就知道了：不是我们不知道中道的好处，而是因为——

只要我们想走在那条“细如发丝的黄金中道”上，这里就是方法和工具的荒原，没有任何统一的公式可供遵循、没有先前的智慧可以借鉴，我得时时刻刻保持警觉，用坚定的信念和内心的准则做出当下的每一个抉择，并勇敢地对它负责。只要你看一眼两边，无论哪一边，你会发现，那里都有成熟的经验、现成的工具、成篇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两边都有预设好的“最小阻力路径”，引诱我们走过去。它们勾着指头喊我们：“过来吧，随个大流吧，走这条路，省力、不用创造、不用负责，一闭眼就到了。来吧，来吧。”

每当此刻，那个人生的终极考题就来了：你是要一步到位的安稳平庸？还是步步生花的艰难创造？我们一生，都在选，也都有得选。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102年，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一次选择，但是他失败了的故事。我们下一年，1103年再见，我们去看看这次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