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站队风波”背后，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的极限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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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你可能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美国政府经常会对外国公司“下狠手”。从法国、德国、荷兰这样的盟友国家，到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国家，可以说是“无差别打击”。比如，德国的大众、宝马、西门子，荷兰的阿斯麦，日本的本田、丰田，还有早年的东芝等等，美国政府的手段包括出口管制、长臂管辖、强制收购等等。
还有这些年，美国政府也没少对很多中国公司“下狠手”，也引发了众多中国公司的奋起反击。相关的报道已经有很多，我们在这就不多说了。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是关于美国政府怎么对待本国公司的。周星驰的《功夫》里有句台词，叫“我发起疯来自己都怕”。这个事就有点这个意味。
作者：李南南来源：得到App《得到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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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科技与权力的正面冲突

当然，我们说这件事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看戏”，而是这件事里牵扯到当今世界的两股关键力量，一是美国政府，二是硅谷的科技巨头。了解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撕扯与博弈，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当下世界的重要视野。相信你也挺关心AI的进展，你肯定知道有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叫Claude。就在最近，做出这个产品的公司，Anthropic，摊上事儿了。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注意，这个词用得挺重的。说白了，就是我认为你有隐患，我不会再跟你有任何合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Anthropic拒绝了五角大楼的一个要求。五角大楼说：我们要将你的AI模型用于所有“合法用途”，不设任何限制。Anthropic说：不行。我们需要有条款保证，这个技术不会被用于监控美国公民，也不会被用于自主致命武器。五角大楼回应：你一个私营公司，凭什么干涉我们？到这步，算是彻底聊掰了。然后，美国政府直接下令，所有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术。没过多久，另一家AI巨头OpenAI的CEO山姆·奥特曼宣布：我们跟五角大楼达成协议了，同意让国防部把我们的AI用于任何“合法用途”。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说Anthropic“不爱国”，说你一个美国公司，国防部要用你的技术，你居然拒绝？也有人说OpenAI“卖身”，说你之前不是说AI安全很重要吗？怎么一听到政府的钱就什么都答应了？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Anthropic没有选择沉默，3月9日，它把特朗普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撤销五角大楼的“供应链风险”认定。然后，3月26日，加州联邦法院的法官发出了临时禁令，叫停了五角大楼对Anthropic的封禁。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好奇：五角大楼不就是美国级别最高的军事机构吗？一个地方法官，凭什么能阻止它呢？这就要说到美国的三权分立设计，也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五角大楼属于行政权，归总统管辖。但是，行政机构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作。如果行政机构做了违宪或者违法的事，司法机构有权叫停。这个权力，叫“司法审查”。简单说就是：法院不是在命令军队，而是在说，你这个行为违反了宪法，先停下来。紧接着，4月2日，五角大楼也提出上诉，要求撤销这个临时禁令。目前，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最终谁赢，现在还说不准。但是，比这桩官司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硅谷科技巨头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桩官司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这个关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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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科技公司应该与政府合作吗？

目前的硅谷和美国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正好有本新书，叫《科技共和国》。这本书非常有趣，你可以把硅谷内部想象成一场辩论赛，正方主张，科技公司应该忧国忧民，应该跟政府站在一起。而反方认为，科技公司应该崇尚“自由+颠覆”的工程师文化，应该追求极客精神。而这本《科技共和国》，你可以把它当成这场辩论赛的正方陈词。而从正方的陈词里，你大概也能看出反方的立场。《科技共和国》的作者叫亚历山大·卡普，美国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的CEO。帕兰提尔是一家什么公司？简单说，它是硅谷里最“亲政府”的那一家。它给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执法部门提供数据分析软件。美军的反恐行动，CIA的情报分析，FBI的调查工作，很多都在用帕兰提尔的系统。因此，有些人说帕兰提尔是“硅谷的五角大楼”，也有人说它是“数据时代的军火商”。卡普本人也是个争议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博士，在斯坦福学的是社会理论。他长得像一个摇滚明星，留着乱蓬蓬的长发。有一次卡普去斯坦福演讲，被学生抗议，他的回应是：“你们可以讨厌我，但有人得做这件事。”做什么事呢？卡普认为，科技公司应该重新与政府合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首先，在他看来，美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本来就离不开政府。比如，互联网的前身，是美国国防部的ARPANET项目，最初的目的是让军事设施在核打击后还能通信。再比如，GPS是谁发明的？是美国军方，最初是给军舰和导弹用的。还有，晶体管是谁资助研发的？是美国政府，因为军方需要更小、更可靠的电子设备。事实上，硅谷最早的那批公司，仙童半导体、惠普、洛克希德，很多确实是靠国防合同起家的。那么，这个合作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撕裂的呢？一个关键事件是，196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1969年，斯坦福大学还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学生占领了校园的斯坦福研究所，要求学校切断与军方的研究合同。紧接着，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政府信誉一跌再跌。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美国政府不可信。技术应该服务于个人，而不是美国的国家机器。这种文化在互联网时代被进一步放大。硅谷的很多公司扭转了姿态，他们不再选择“帮助政府”。比如，2018年，谷歌的员工集体请愿，反对公司参与美国国防部的“Maven”项目。这是一个用AI分析无人机侦察影像的项目。最后谷歌退出了。2020年，微软的员工抗议公司给美国陆军提供增强现实头盔。他们说，我们来微软是做消费电子的，不是来造武器的。但是，对于这种态度，“亲政府派”的科技公司是比较“看不起”的。比如，卡普认为，我们发明厉害的技术不用于国家安全，难道用于送外卖吗？你们别老想着这技术可能被滥用，你该想的是这技术能不能解决问题。卡普还有一个更大的论断：在人工智能时代，谁掌握了最先进的AI技术，谁就掌握了全球竞争的主动权。假如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在纠结“我该不该跟政府合作”，那就是自废武功。他在书里写道：“在这个AI时代，技术优势就是国家安全。如果美国的科技公司拒绝为国防服务，而竞争对手的科技公司全力配合他们的政府，那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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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了找到通往真实的复杂世界的“阶梯”

前面说的，是卡普的观点，你可以把它当成辩论赛的“正方陈词”。那么，对面的反方辩友又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科技共和国》出版之后，硅谷的另一派对这本书以及卡普本人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说科技公司应该跟政府合作，但美国政府真的值得信任吗？美国历史上，执法机构滥用权力的案例不在少数。FBI曾经监控马丁·路德·金长达多年，试图找到他的“黑材料”。NASA的“棱镜计划”在斯诺登曝光后才为世人所知。现在你说把最强大的AI技术交给政府，让它“无限制使用”，这不是给老虎装上翅膀吗？第二个问题：关心国家利益，就一定要无条件配合政府吗？卡普说硅谷“迷失了方向”，只关心商业利润，不关心国家利益。但问题是，拒绝美国政府的某些要求，就等于不关心国家利益吗？比如，IBM在2020年宣布退出人脸识别业务，明确反对把这项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亚马逊在同一年宣布禁止警方使用其人脸识别系统。微软也表示，在联邦法律出台之前，不会把人脸识别技术卖给警察部门。很多人认为，假如一个公司说“这个技术不应该被用于监控公民”，这不也是一种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吗？第三个问题：卡普的帕兰提尔公司，本身就是政府业务的最大受益者。他写这本书，呼吁科技公司跟政府合作，这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吗？帕兰提尔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合同。它的股价涨还是跌，跟政府的订单密切相关。现在卡普写书说“科技公司应该跟政府合作”，这到底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还是出于对自家生意的关心？还有评论者直接说：《科技共和国》表面上是在讨论国家利益，本质上是在为帕兰提尔的商业模式做广告。说了这么多争议，你可能会问：那到底谁对谁错？其实，这个问题有趣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一时间很难有标准答案。卡普是对的吗？未必。批评他的人是对的吗？也未必。法院的临时禁令意味着Anthropic赢了吗？依然未必，上诉还在持续中。我觉得《科技共和国》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把你的视线，导入了一个“足够复杂”，但又“十足现实”的局面。最近这些年，有个词很流行，叫“问题意识”。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你能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有的书，它就不是来告诉你答案的，而是来帮你打开一个黑箱。读完它你会发现，某个问题是存在的，它正在被一群人激烈地争论着，而争论的结果，也许将影响科技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看，有时读书未必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找到那个通往真实的复杂世界的“阶梯”。眼下也正是咱们得到的423破万卷节，也推荐你不拘一格地多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