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什么要毁版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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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5年。这是大宋至和二年，大辽重熙二十四年。

今年北边发生的大事，是辽兴宗驾崩。

乍一提辽兴宗，估计你会有点懵，这是辽朝的哪个皇帝啊？借这个机会，我把大辽的几位皇帝简单捋一捋：

第一位是太祖，大名鼎鼎的耶律阿保机，这是开国皇帝。他是926年去世的，100多年前的人物了。

第二位是太宗，耶律德光，就是逼着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那位，后来还攻占过开封。在大辽所有的皇帝里，数他的武力值第一。

下面连续三位，世宗、穆宗、景宗，时间都不太长，咱们略过。到了第六位的辽圣宗，咱们又比较熟了，对，他就是跟着萧太后南下，跟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的那位。在圣宗这一朝，辽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他在位49年。

再接下来，就是今年刚刚去世的兴宗了，大辽的第七位皇帝。这位辽朝皇帝，我们节目介绍过，他和大宋闹过一点矛盾，但是总体上还行，宋朝加了点岁币给他，他就一直很友好了。他在位24年。

大辽一共也就209年的寿命，到这一年已经过去139年了，哎，后面的日子不多了。

好，我们说回到宋朝。

去年开封回来了个大人物，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欧阳修。欧阳修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还是清朝人评选的“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唐朝两家，宋朝两家，里面都有欧阳修，所以他的地位真的是一代文坛宗师。

因为参与庆历新政失败了，欧阳修离开京城，在各种地方官的任上兜兜转转已经 9年了。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醉翁亭记》，也送走了自己的母亲，现在再回到开封，已经是一个48岁的中年人了。

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朝堂里有名的小钢炮，有什么说什么，看谁都敢怼。现在岁数大了呢？脾气一点也没改。连宋仁宗都表扬他说，我这辈子见的人可也不少了，都是刚做官的时候直言敢谏，官位一高，顾忌就多了。你不一样啊，你一直都这么耿直，要不你就别走了，你就留在朝廷里吧。宋仁宗也是不容易，欧阳修这种敢说话，也善于说话的人，他居然敢把他留在开封，而且是做翰林学士哦，就是替皇帝起草重要文件的贴身秘书哦，说明仁宗皇帝也真是能听得进意见的人。

果然，没有辜负仁宗皇帝的期待，接下来这几年，待在开封的欧阳修，弹劾过宰相陈执中，你看，官儿大的他敢怼；弹劾过枢密使狄青，功劳大的他敢怼；弹劾过我们都喜欢的包公包拯，名气大的他敢怼。就没有他不敢说的话，没有他不敢怼的人。

但是，在欧阳修这一年的所有奏章里，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弹劾官员的，而是一份建议朝廷要审查出版物的。他说，现在有些书不好，我建议把这些书的书版烧掉，而且今后朝廷得审查市面上的雕版书。说白了，不经朝廷允许，不许刻书卖书。

哎，这就有点奇怪了。你欧阳修是儒家士大夫出身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总是懂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被骂了千年的事你肯定是知道的，那你欧阳修怎么敢提出焚毁书版的主意呢？那么，欧阳修要求烧的是什么书？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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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北上欧阳修建议朝廷要烧掉一些书，甚至是印这些书的书版，请注意，他指的不是什么反对朝廷的反书，也不是什么少儿不宜的黄书，就是一些大街上随时可以买到的书。

话说欧阳修在京城的街上，看到有人卖一部雕版印刷的文集，名字就叫《宋文》，宋朝的文章。翻开一看，第一篇赫然是富弼写的，富弼是欧阳修的老朋友了。欧阳修一看文章，心想坏了，这篇文章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放到大街上这么公开卖，如果被辗转卖到北边的辽国去，那是要给老朋友富弼，甚至是国家惹大麻烦的。

其实文章本身也没啥。富弼出使过辽朝嘛，回来就写了这篇文章，大意就是劝宋仁宗，一定要卧薪尝胆，勿忘国耻，等国家强了，就不受欺负了，等等。这是大宋君臣关起门来说话，所以尺度就比较大，什么“虏”啊，就是“俘虏”的那个虏，还有什么“夷狄”啊，这些当时对大辽的侮辱性的词就用得比较多。

现在你明白欧阳修在担心什么了，这样的文章一旦让北边大辽的人看见了，人家就会想了：什么意思？哦，两边见面的时候，你们都很有礼貌。正式的来往的公文都是什么“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平时每年还互相派使者慰问什么的，过新年就派“正旦使”，对方皇帝过生日就派“生辰使”，表面上看真是好得跟老街坊似的。恨不得家里包个饺子都得给对方端一盘。

结果一转身，马上就是夷狄、北虏，你们这不是伪君子吗？还有，两边签协议的时候，都是赌咒发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一转身马上就是要卧薪尝胆，勿忘国耻？怎么的？关起门来磨刀呢？你们这不是阴险小人吗？

你可能会说，嗨，辽朝人又不傻，能分不清外交场合的场面话和背地里的私房话吗？他们应该能体谅这样的人情世故。是的。但是你深想，就算是这样，后面其实还有更大的麻烦：辽朝人有没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把这本文集翻出来，拿这篇白纸黑字的文章作为双方外交甚至是军事博弈的筹码？别的不用说，就这么篇文章，辽朝要是想打大宋，拿来做对辽朝内部的动员，那边就肯定好使；拿来拍在谈判桌上，这边也肯定理亏。

所以你看，这样的书是不能往北边卖的，欧阳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下面是欧阳修的结论：以后只要不是官方审定的文字，一律不许雕版印刷，一律不许公开售卖。如果刻了、卖了、被举报了，赏给举报者200贯的钱。200贯，很大一笔钱了。这钱谁出？谁刻书、卖书谁出啊。政策建议就这么具体。

其实，雕版印刷带来的麻烦，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早在49年前，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第二年，真宗皇帝就下过命令，说这个宋辽边境不是有交易市场吗？但可有一样，不能卖书。除了儒家经典，什么书都不让卖。如果发现了，书统统没收。

但是很显然，快50年过去了，这条禁令没有什么用。再过26年，也就是在宋神宗时期，朝廷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只要有人敢在边境市场卖书，直接抓去坐三年牢。

这说明啥？说明还是没管住呗，愈演愈烈了呗。

这几十年，关于印刷品出境的危害，宋朝人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刚开始只是出于文化竞争的心理，相关的分析，你可以看我们1053年的那期节目，就是你想要，所以我不给，两家有竞争嘛。到了欧阳修这会儿，已经意识到了，同样一篇文章，看似无害，但传播到了不同的语境里面，是有巨大风险的。这个认识就深化了一层。再后来，随着双方交流变多，又认识到，信息传播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军事泄密问题，说白了，印刷品的流通事关国家安全。

沈括的《梦溪笔谈》，就记了这么个事。在后来的宋神宗年间，高丽那边派了个使者过来。请注意，这个时候，高丽也就是朝鲜，跟大宋并不接壤，但是他们依然向大宋朝贡。可是这个使者很奇怪，他在浙江上岸之后啊，他一路上就问地方官要地图：我们高丽仰慕大宋的山水，麻烦你们宁波给我来一张，绍兴也给我来一份。结果到了扬州，扬州的地方官就觉得不对劲，就假装说，哟，你搜集的地图真全啊，要不拿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学习一下？高丽使者也是没多想，就拿出来了。“拿来吧你！”一把火全给烧了。

对啊，你高丽确实是向大宋朝贡，但这个时候你还向辽朝称臣呢。我怎么知道不是辽朝派你来搜集我们大宋的军事情报的。地图，那是能开玩笑的事情吗？那不就是军事机密吗？

但是不管怎么严防死守，你懂的，印刷品传播的主力军，不是什么间谍，而是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未必包藏祸心，但是印刷品交易能赚到钱，黑的是眼珠，白的是银子，这个诱惑很难抵挡。而市场的缝隙又无处不在，所以印刷品流通，靠朝廷的几道诏令和严刑峻法，是不可能遏制得住的。

这种印刷品走私泛滥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举个例子：

34年后，宋哲宗元祐四年，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代表大宋去给辽道宗庆贺生日。在苏辙临走前，苏东坡跟他哥俩感情好嘛，还写了一首诗嘱咐了嘱咐苏辙，说到了北边，大辽的皇帝要问起你是谁，你们家还有谁，你就保持低调，你就别提我。

这个密保得住吗？事实证明，苏轼想多了。好家伙，苏辙一到辽朝，发现他哥哥苏轼的文集满天飞，上到辽朝地方官，下到识字的老百姓，只要见到苏辙的，张口就问，你哥哥大苏还好吗。

至于苏辙自己，名气也不差。接待苏辙的人还问他，说这个吃茯苓有没有什么好方子啊？茯苓是一味药材。苏辙听着都害怕，为啥？因为他以前写过一篇《服茯苓赋》，就是怎么吃茯苓的方法，甭问啊，这篇文章已经传到辽朝了啊。

你想，这宋辽双方文字流通的程度，这已经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了啊。

苏辙马上就着手调查，他发现，在辽宋两边当书贩子，利润居然是十倍。苏辙说，那坏了，要是这么高的利润的话，那靠什么严刑峻法，根本就止不住啊。那怎么办呢？请注意啊，这已经34年之后的事儿啊，苏辙的建议和今年欧阳修的差不多，都是要从源头上着手，说白了，就是不经官府许可，不许印书。

欧阳修和苏辙是发现了问题，也在积极地处理问题。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遇到的可不是一个当前大宋和大辽关系中的小烦恼，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天大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叫传播技术升级之后带来的社会失控。

其实，每当传播技术大升级的时候，比如，文字、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人工智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这一次惹祸的，就是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刚开始主要是印制佛经。那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印别的书，比如儒家经典呢？你可能想不到：居然是五代，就是那个最血腥的乱世。对，那样的世道也拦不住新技术的发展，等到宋朝，印刷业就大爆发了。

请注意，一项技术在爆发期的时候，大家无论是欢迎还是拒绝，讨论的往往都是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比如，汽车替代马车的时候，大家争论的是汽车虽然快，但是会不会不安全？这时候，大家还完全意识不到，汽车对于城市规划、财富分配、能源结构、地缘政治乃至是人的观念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新技术的社会后果是渐渐显现出来的，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大吃一惊。我还记得，当年我们这代人刚开始用互联网的时候，真是充满了惊奇，哇，居然不用写信哎，发电子邮件就可以哎，哇，居然用微信就可以沟通工作哎，哇，居然戳几下手机就可以打车点外卖哎。刚开始感受到的，全是先进和便利。

但是渐渐地才发现：坏了，有一个概念从很多人的世界中消失了，就是“下班”。什么叫“上班”？就是到有劳动工具和合作伙伴的地方去工作嘛。那放下劳动工具、离开合作伙伴所在地点就是“下班”。可是现在呢？对很多白领工作来说，劳动工具随身带着呢，合作伙伴永远在线呢，那哪儿还有“下班”的概念？顶多就是“离开办公室”。你回头想想看，我们这代人在刚开始接触电子邮件和微信的时候，哪儿会会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

是的，欧阳修和苏辙这一代人也一样，开始，他们只看见印刷术带来的文化大繁荣。苏轼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上一代的读书人，拿到一本什么《史记》《汉书》之类的书，宝贝得不得了，手抄一套，没白天没黑夜地读啊。但是现在你看，有了雕版印刷，什么诸子百家，成千上万地印啊，读书人再也不愁没有书了。

但要不了多久，泄密的问题、误解的问题、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全都出来了。技术刚刚诞生的时候，表面上是给人类社会的一份礼物。但是在它的背面，一定都写好了代价。

2

文字与失控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欧阳修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来看看，印刷术这样的信息技术革命会带来什么后果？

信息技术的进步，通常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存储复制技术的进步，记得越多越方便越好，比如从文字、纸张、印刷、胶片、磁带、硬盘；另一方向是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传播得越快越好，从书本到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进展，对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个个地说。

先说信息的存储。

这个方面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当然就是文字的发明。回想当年，这可是个不得了的突破，人类的知识，终于可以跨时间积累、跨空间传播了，文明的大幕拉开了。要不怎么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呢。天机真的就泄露了。

但有意思的是，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中都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反对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思想。孔子是述而不作，介绍整理原来的典籍可以，自己不写书，现在的《论语》都是弟子记录的；佛陀也是只讲不写，现在的佛经也都是他的弟子记下来的，要不怎么佛经第一句都是“如是我闻”，我听佛陀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呢；还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要不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录，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当年在雅典街头拉着人聊了什么天。

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文字当时刚刚诞生，生气勃勃，但是各个文明的重要思想家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不用。按说，作为一个思想家，本能就是要让自己的想法传播得更远更久，这么好用的工具就摆在这里，你们为啥那么倔呢？

苏格拉底，算是比较系统地讲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条比较容易想到，那就是文字会伤害人的记忆力。我们1014年讲杨家将的那一期讲过，在口语时代，什么“荷马史诗”，什么“格萨尔王”，那都是当时的人硬记住的。有了文字，有什么事当下记到纸上就可以了，就跟我们有了手机一样，上课光顾着拍PPT，拍完了就放在一边不管了。

这第二条呢，苏格拉底觉得口语比文字更有活力，有些意思文字表达不出来。其实，现在也一样，有时候我们打字说不清楚的事儿，干脆，打个电话跟你说吧。

而第三条就比较深刻了，那就是文字会让语言失控。

我给你念念《斐德若篇》这本书里，苏格拉底原话是怎么说的：“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作者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这话写的，你细体会那个意思，都有点父亲式的悲凉了：“只要我说的话变成了文字，就像我生了个孩子。突然，它就长大了、不属于我了，我也管不了它了。离家出走的孩子啊，将来要有人在外面欺负它，我这个当爹的也帮不上忙，想起来就令人心碎。”对啊，平时我们说话，都是有场合的，是在具体场景下对具体人说的。话语和我，是一体的。现在文字把这些话记下来了，我和这些话就分离了，别人要是曲解它的意思，我还真就一点辙都没有。这是苏格拉底非常深刻的一个担心。

这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一个大问题：话语和话语主体的分离，给误解和曲解制造了大量的空间。所谓“被误解是表达的宿命”，为什么你老被误解，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有文字这些记录手段，主体客体分离了。你想，如果没有文字、录音、录像这一套，人和人之间只靠当面口语交流，这话是我在某时、某地、当着谁、是什么情绪、什么语境下，我跟你说的，我们双方都能准确地get到那个点，我们是很难有误解的。而现在就不行了，人类社会经常有这样的争吵，这话是我说的，但当时是有语境的；这字是我写的，但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这段视频里的人是我，但你不能只截一个片段，断章取义。

请注意，这还不是说，遇到了别有用心的人，被故意使坏，而是说，文字本身就内含着巨大的模糊空间。

举一个例子：那是24年后，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遭遇了乌台诗案。这个案件是古代著名的文字狱，苏东坡被关了100多天，我们今后还会细讲，这里只提一点，就是给苏轼惹麻烦的那些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乌台诗案涉及的诗句很多，我们就看一句：这一年，苏轼到湖州上任当知州，给朝廷上了一封谢表，就是例行的官员上任之后的感谢信，其中有这么两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我性格愚钝不能适应时代，赶不上那些年轻人了；“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但是呢，皇帝觉得我虽然岁数大但是不会没事找事，所以适合当个地方官。就这么两句。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苏轼，如果你要是写这种套路的感谢信，是不是也只能写两层意思：第一，谦虚一下，我能力不够；第二，感谢一下，您发现了我的有用之处，我好好干。这两句，就这意思啊。如果不是后来这两句话惹出了大祸，藏在《苏轼文集》几千篇文章里，这两句话我们根本就注意不到。

但是，你再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你是当时的搞变法的新党人士呢？

强调一下背景，当时是王安石变法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听在耳朵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什么叫难以“追陪新进”？不就是说，你没法昧着良心追随那些因为趋炎附势和政治投机而平步青云的政坛新贵？回答我，是不是这意思？还有，什么叫“老不生事”？不就是说，你不会为了追求政绩就没事找事，折腾百姓，所以才让放心让你去做地方官？回答我，你说谁没事找事呢？

好，那你说，苏轼这桩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点讽刺的意思都没有，还是有意夹枪带棒？

过去大量的书都是站在苏轼的立场，都说这是新党对苏轼的构陷，苏轼是冤枉的，但是“乌台诗案”已经过去将近1000年了，咱们其实是可以客观一点的。就我对苏轼的了解，这句话中的讽刺意味其实是有的。到后面，我们讲到公元1086年的时候，我会专门用一期节目给你分析苏轼写的一篇文章，给你看看他微言大义的本事：一句坏话没说，但是你满篇都能看得出他在说别人的坏话。31期节目之后，敬请期待。

我想提醒你注意：这就是文字的特征。确实，它是脱离了写作者的独立的存在，它也把解读权交给了解读者。一个无辜的写作者有可能因此被误解和冤枉，而一个像苏轼这样的文字高手也有可能有意留下一些模糊的空间，把想说的话全说了，但是又不容易抓到他的把柄。

让我们再一次设身处地，站在新党阵营，再看一眼这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内心会不会被这句话深深刺痛？因为“新进”和“生事”都是他们最不爱听的词啊。看起来都是中性词，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格局里面，这两个词都是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啊，都是当时的政敌指责他的常用词啊。哎，苏轼没准就是喜欢看你们新党这副气得三尸神暴跳但是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表面无辜的文字，往往里面暗藏陷阱。说到这儿，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你说，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到底是澄清的事实和信息更多呢？还是造就的误解和混沌更多呢？真是说不好啊。

3

飞奔的信息

刚才说的，是信息存储的问题。而一场信息革命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也会大大提升。

表面看，这也是百分百的好事。无论你是要传播信息的人，还是等着接收信息的人，本能都是希望越快越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表达的都是这份儿心情。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信息传播的速度真的比人际交往的速度要快，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理：社会结构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信息结构。

你比如说咱俩关系很近，咱俩是发小，又是邻居，又是同桌，对吧。表面上是空间关系近，其实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俩之所以关系近，是因为我们共享的信息多，我们天天聊一样的天儿，听一样的笑话，接一样的通知，吐槽一样的同事，是共享的信息多，所以我们关系近，不仅是空间关系。还有我们换个场景，我们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不仅是因为你的正式级别比我高，而且是因为你掌握的关于这个组织的信息比我多。所以，信息结构一变，社会结构也就跟着变。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单位的领导对下属最忌讳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下属无能，无能最多就是干不好活儿，最忌讳的是越级汇报。你天天跟他的领导互通信息，等于就绕过了他这个信息节点，他对你的权力就消失了。所以，越级汇报本质上就是夺权，这是领导很难容忍的一种行为。

好，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再来看信息革命带来的问题。就拿印刷术来说，没有印刷术之前，信息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靠人，信息就是一个点传到另外一个点，从近处传到远处，从熟人逐渐扩散到陌生人。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因为有了印刷术，也就是说，有的信息可以脱离人，在某个点上快速地、大量地复制，然后在这个人不知道，也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爆炸性地扩散开来。那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还是拿苏东坡举例子。

在印刷术时代，苏东坡的诗文，传播能快到什么程度？宋朝人有个夸张的说法，说他这边刚落笔写下来，那边就已经有人开始传诵了。而且不仅是手抄传播哦，是刻印出版哦。比如，驸马王诜就出钱帮他刻印过文集。表面上是好事，网红嘛。

但是，从苏东坡的经历来看，这个后果是一言难尽的。

话说，苏东坡在宋哲宗的时候，再次陷入人生低谷。先是被贬到广东惠州，在当时，这已经是穷乡僻壤了。苏东坡一看，我也五十七岁了，落到这步田地，东山再起不可能了，继续走霉运也不可能了，差不多就该终老于此了？得了，把积蓄拿出来，造个房子，把家安在这里吧。等他在惠州白鹤峰这个地方，买了块地，把房子造好，再把家小从常州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进一步贬谪他的命令又下来了，这一次是让他去海南岛。那个时候的海南岛，可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苏东坡继续在文明区生活的可能性。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朝廷下手会这么狠、这么准呢？这当然要怪朝廷里的当权派，但是苏东坡自己也不是没责任。

给你看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说我人老了，在春天的早晨，就躺在一张藤床上睡懒觉。隔壁道观的道士为了不吵醒我，打五更钟都会打得很轻。

这首诗一传到开封，宰相章惇一看，哟嗬，看来你在那边过得挺好，而且关键是全天下都知道你过得挺好，那就麻烦你去天涯海角待着吧，我让你的诗都传不到大陆上来。

你可能会说，这章惇也太小心眼了，亏你原来还是苏东坡的朋友，怎么这么不能容人呢？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你也可以站在朝廷当权派的角度想想：你苏东坡是旧党的代表人物，还是个大网红，本来贬到惠州，你老实待着也就行了，但是你要写诗啊，写那种表示自己过得很好的诗啊，你的诗还能借着印刷术迅速风行天下啊，那也就是昭告天下，你这个新法反对派虽然靠边站了，但是人不死、心还在、影响力还响当当的，还在和朝廷争夺话语权，那我们这活儿还怎么干呢？不好意思，还是要请你去海南岛。你可以说这是政治迫害，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信息隔离的作用：这下你的诗文传不过来了吧？

你看，这就是信息快速传播，重构了信息传播路径带来的新问题。苏东坡虽然已经处在地理上的边缘，但是你的诗文借助了印刷术的快速复制和传播能力，又能成为影响力的中心。这反倒给苏东坡带来了厄运。

我们还可以更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请注意，信息传播速度越快，绝不意味着真相越来越多。可能恰恰相反，无稽之谈可能比事实真相，更容易成为共识。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人类合作，并不一定需要信息真相和沟通了解，只需要知道同一个故事就行。人类真正的能力，既不是体能，也不是智力，而是相信那种并不存在的胡说八道的能力。比如，同样是会使用语言，一种人说，走，去森林里抓兔子，还有一种人说，走，去森林里找仙女，请问哪种人更有未来？

答案是后者。因为森林里真实的兔子数量有限，能组织起来的合作规模就小，而相信森林里有虚构的仙女，能组织起来的合作规模可就大得多。比如，现在世界上有14亿天主教徒，就是靠相信同一个故事，而组织起来的。有14亿中国人，是靠相信自己是炎黄子孙而组织起来的。这个力量就太吓人了。你看，人类聚集力量，并不需要互相之间沟通真实信息，而关键是要有同一个故事。

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印刷术的真实力量所在了：它能让一个故事规模复制、快速传播，让很多人同时听见、同时相信，从而组织大规模合作。请注意，它的后果可不全是好事。

尤瓦尔·赫拉利在这本《智人之上》里举了个例子。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词，叫“猎巫”，狩猎女巫，这是古代欧洲一个非常愚昧的运动，就是把无辜的女人抓起来审判，然后当成女巫杀死。过去我们一提起这个运动，都会想当然地觉得，这是欧洲中世纪发生的事儿，要不怎么叫“黑暗的中世纪”呢。其实不然，中世纪天主教会不仅不相信女巫这个说法，而且还劝说老百姓不要猎巫。

大规模的猎巫运动，其实恰恰是发生在印刷机时代。印刷机最适合干什么？就是印那种耗费纸张少，印刷周期短，市场需求巨大的东西。比如赎罪券，就是教堂里卖给信徒的，说买一张，你的钱投到钱箱里叮当作响的时候，灵魂就上天堂了，就这么个故事，有学者估计当时印刷了200万张；还有就是各种宣传小册子，其中有宣传新教的马丁路德的小册子，也有宣传猎杀女巫的小册子。

当时真有这么一个小册子，叫《女巫之锤》，教你怎样找出女巫并且杀掉她们，还印出了一堆恐吓性的传单，说整个欧洲足足有180万个女巫。光这本《女巫之锤》，就足足翻印了16版，成了早期现代欧洲最畅销的书之一，教会出面抵制都没用。这才掀起了遍布欧洲的杀女巫运动。

你看，天主教的赎罪券、新教的新思想、猎杀女巫的煽动，这些观念彼此可能是抵触的，但是有了印刷机，形形色色的观念就都插上了翅膀，拥有了空前的力量。一项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可不是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而是所有的观念和故事的力量都变得巨大无比，变得要脱出人类的掌控。这才是印刷术给人类带来的全新挑战。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看到了宋朝那代人，像欧阳修、苏辙，对印刷术的警惕。

1000年过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笃信技术进步好处的时代，对于所有的保守主义的悲歌，都不太听得入耳。但是，历史反复证明：所有的新技术，都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与此同时呢，还有逐步呈现的代价。古人的判断可能是幼稚的，应对方法可能是无效的，但是，他们在面对新事物那一刹那的感受无比新鲜，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

节目的最后，我想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的一段话来结尾。这是一个原先没有见过文字的非洲人，叫莫杜普亲王的人，说他第一次看到文字的经验。他是这么说的：

我渐渐领悟到，书页里的记号是被捕捉住的词汇。任何人都可以学会译解这些符号，并把困在里面的字释放出来，还原成词汇。印书的油墨囚禁了思想。它们不能从书中逃出来，就像野兽逃不出陷阱一样。当我完全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时，激动和震惊的激情流遍全身，就和第一次瞥见科纳克里辉煌的灯火时一样激动不已。我震惊得浑身战栗，强烈渴望自己学会去做这件奇妙无比的事情。

这些词被关进去，再释放出来，是什么东西？它已经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了，而是一堆一堆的抽象概念：国家、民族、正义、爱情，等有了印刷术的加持，人类必须要学会和这种崭新的、巨大的、脱出自己掌控的力量打交道了。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055年，关于欧阳修一道上书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56年，我们来看大宋名将狄青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