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他是我生命里的重要他人。
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母忙,农活多,因为家里有了自己的地,多劳多得。我两岁的时候,妹妹也出生了。爸爸白天去工厂,妈妈忙农活、忙家务。
我妈妈是长女,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孙辈,妈妈一下子带不了两个小孩,于是我从小基本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那时候外公在外地银行工作,离家几十公里。
我记得外公的样子,就是他经常抱着我。我妈后来给我讲过一个画面:我刚生下来那会儿,外公喜欢得不行,他总是抱着我,亲我,用胡子扎我。
稍微长大一点,我调皮了,每次外公抱我,我的手非得塞进他那件的确良衬衫的口袋里,都快把口袋撕下来了。我自己特别记得的,是在外婆家受宠的日子:只要外公在家,我就能喝上奶粉。冲一杯奶粉,他一半,我一半。
外公是做公家事情的,比较有文化。我小时候一个很大的启蒙,就是外婆家的那个房子。那时候的房子,都是砖木混建的,墙皮都是用泥抹平的。为了防止土掉下来,泥墙上贴的都是报纸,我现在还记得,应该是《人民日报》一类的中央级报纸。
后来我认了字,每次闲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上面看报纸。报纸贴得有横有竖,我就歪着头,一会儿歪这边,一会儿歪那边,看那一天全世界都发生了什么。那大概是我后来当记者的最早启蒙,这个后面再讲。
我后来能上大学,跟外公的期待很有关系。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那时候也无心学习。但我妈常对我说,外公小时候抱着我,总念叨:“哎呀,我这个外孙将来要上大学的,我外孙将来要坐飞机的。”
在外公的印象里,能上大学、能坐飞机,就是出人头地的人了。外公在我们地级市的银行工作,是营业部主任,他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坐飞机,就是飞到延安去开了一次会。
外公这一生,其实也挺传奇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在人家的铺面当帮工,给人家算账、干活,算是自学成才。我听我妈说,外公很早就没了母亲,日子也苦,但他很争气,通过自学,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银行。再后来银行改制,分出了工商银行,他就分到了工商银行,一直在那里干到生病去世。
所以我后来想,为什么我能在求学之路上坚持下来?跟我那些发小、同学比,上学的时候我真没人家积极,有些人也比我聪明得多。我妈说,就是外公从小那么念叨,在她脑子里种下了一个念头:孩子是一定要上学、要多读书。
我妈和我爸50后那一代受过文革的冲击,我爸说,那时候上初中基本是混,天天搞运动,老师都被批斗了,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妈也是上完初中,就中断了学业。但他们很重视我们的教育,后来,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大学。我妈一提起这事就特别感慨,说要特别感谢外公临走前寄予的希望。
关于外公,我还有另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特别神奇。那个画面特别像宫崎骏漫画里的场景。
外公工作的地方离家里大概三四十公里,很久才回来一次。偶尔的时候,外婆也会去城里——她喜欢住在农村。那时候外公就骑个二八大杠,后座上坐着我外婆,前面的横梁上坐着我。为了不把我的屁股硌得太疼,横梁上好像还缠了一个小棉被之类的东西。就这么,一路骑几十公里。
我记得那时候路不平,而且他走的不是大路,因为小路能抄近道。有时候路实在不好走,外婆就下来帮他推车。我因为年纪小,一直坐在前面的横梁上。我们那儿是关中平原,自古以来沃野千里,水渠很多。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渠、还有古代那些渠的遗迹走,我到现在都记得:水渠旁边的渠梁很平整,因为经常有人走。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至于到了城里是什么感受,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可能是我爸妈给我“植入”进去的:外公后来生病了,在西安的大医院住院。外婆家旁边有个小火车站,有通往西安的火车。我妈说,那时候我就坐火车去过西安。但在我的印象里,我是到十九岁才有机会去西安的。不过正是因为她说多了,我脑海里始终有个印象——那时候可能很小,我坐着那种绿皮车,慢慢摇着晃着,就到了西安。这个记忆,可能也是植入的,因为外公生病的时候,我应该还在五岁之前。
还有对外公的记忆,是四五岁的时候,外公从医院里回来了,喉咙那里做了手术,有一个洞。每天早上,都要从酒精瓶里拿一块棉花,堵在那个洞上。外公那时候说话已经不清楚了,喉咙漏风,只能像风箱一样,说出个大概的意思。但我听我妈说,因为我和外公待得久,外公说什么,我常常能当翻译。不管外公说得多含糊,我都能听明白,再翻译给他们听。
外公命不好,他小时候早早没了母亲,第一任妻子也去世了,给他留下一个男孩,就是我大舅舅。后来娶了我外婆,又生了三个孩子:我妈,还有两个舅舅。
这些美好的记忆,还有外公对我的祝福和祝愿,最后都梦想成真了——这是我们大家庭里经常会提起的事。所以我特别怀念他。
现在离家远,每次回去,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他的坟上去看一看。记得刚毕业那会儿,我不抽烟,但都会带一盒烟,在外公坟前插上一支,再放一点自己在南方买的稀奇小吃,纪念他的在天之灵。
谨以此篇,怀念对我童年影响深远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