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8周年：穿越废墟，我在一线找到的“写作禅”源头

微信邦

在汶川地震18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讲讲我前去采访的幕后故事，也算是一种怀念。那一次的采访经历，不仅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更在冥冥之中，为我如今从事的“写作禅”埋下了伏笔。

一、奔赴：一份请愿书与一腔孤勇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报社办公室里写稿。突然一阵剧烈的眩晕，带轮子的椅子在地板上晃动，头顶的灯也在摇晃。几分钟后，论坛上消息炸开了锅：四川地震了。

距离南宁一千多公里，震感都如此强烈，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很快，报社开始分批派遣记者前往一线。我虽然跃跃欲试，但因为不在对口条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事出发。直到几天后，我跑口的相关单位准备组织心理专家团队奔赴灾区进行心理救援。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向领导申请，却被拒绝了——前方已经派出了好几波记者。

我很沮丧。这时，那个后来成为我老婆的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非常崇拜战地记者唐师曾，她说：“当年海湾战争，唐师曾就是给新华社写了请愿书才去成的，你也可以效仿。”

这话点醒了我。我马上找到唐师曾的请愿书作为参考，给领导写了一封。我在信里说：年轻的记者遇到重大新闻，必须冲在一线；而且，当救援进入尾声，灾民的心理重建同样重要，这是个还没被深度报道的角度。

领导最终同意了。

准备行囊时，我们每人领到一个半人高的背包，里面除了两套志愿者衣服，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方便面。当时的想法很朴素：去一线是工作的，绝不能给灾区添乱。

二、见闻：九州体育馆里的悲伤与坚韧

飞机落地，我们直奔绵阳九州体育馆。那里安置的灾民大多来自北川，周边是稻田。

北京的专家团队带我们交接工作，反复强调：灾民的情绪很不稳定，许多人失去了亲人。体育馆像巨大的飞碟，下面黑压压地躺着灾民，大家都是露天打地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悲怆。

我们在稻田里扎下帐篷，地又湿又不平，晚上睡觉像在坑坑洼洼的按摩床上。吃饭全靠方便面，吃了三四天，闻到味儿就反胃。

就是在那个环境下，我听到了许多让人心碎的故事。有个在北川县城做生意的，辛苦半辈子置办了几间铺面，地震把一切都埋了，他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但看看身边的人，又觉得自己能跑出来已是万幸。还有个父亲，明知道没有希望，还是每天翻山越岭去倒塌的教学楼前喊儿子的名字，只为了让心里好受一点。

悲伤像潮水一样弥漫，但温暖也在这时显得尤为珍贵。

那时候在灾区，电话和WiFi是全免费的。有一次我们去绵阳采访，打车时拦下一辆私家车。车主一看我们穿着志愿者的衣服，二话不说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给钱他死活不要。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纯粹，一听是来救援的，四川人个个都像讲义气的“袍哥”。

条件很苦，我们不好意思跟灾民抢洗澡房，晚上就在稻田边的井里打凉水，一桶水从头浇到尾。偶尔，团委的领导看我们太辛苦，会从镇上餐馆叫来几盘辣椒炒肉改善伙食。那红彤彤的辣椒炒白肉片端上来时，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吃了几天泡面，能吃到一口热腾腾的米饭，那种幸福感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三、种子：那些改变我人生的心理专家们

在汶川，真正让我深受触动、甚至影响了我后半生职业选择的，是我们随行的心理专家团队。

这些专家来自广西各地，每天的工作就是主动找灾民聊天，听他们倾诉。但在那巨大的悲伤中，倾听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我看在眼里，觉得他们实在太厉害了，看似只是聊天，其实是把别人从情绪的深渊里往外拽，而自己还不能被拖进去。

六一儿童节前，我们策划了一个小活动，想给灾区的孩子们过节。当时我本能地想把音响开大、气氛搞热闹，但一位心理专家立刻制止了。她解释说：“你看周围，还有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这里的欢声笑语，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残忍。”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热泪盈眶。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专业的心理干预是如此的精细、科学且充满慈悲。

还有一个南京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本身是来帮忙的，却因为听了太多悲惨故事，自己精神濒临崩溃，反而天天缠着我们的心理专家倾诉，从一个助人者变成了一个“心理灾民”。我们劝她离开时，她哭着不走，说自己不能当逃兵。当时老师告诉她：“你现在已经是个病人了，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帮别人？”

这个案例给我的震撼极大。它让我明白：要助人，必先自助；要有共情的能力，更要有不被悲伤吞没的定力。

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都很低落。报社里去过更一线的同事，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心理应激反应。但这段经历，也让我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当时就想去考心理咨询师证。在后来的记者生涯中，我去监狱采访，也会尝试融入心理疗愈的方法去沟通。许多人跟我说，和我聊天很舒服。也是从那时起，心理学的种子，在我心里种下了。

四、回归与新生：把苦难炼成铠甲

刚从灾区回来的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感，觉得人生如朝露，要及时行乐。很长一段时间，我沉迷于酒吧、迪厅，喝得酩酊大醉。

但幸运的是，我有写作的习惯。我不止写报道，也写博客、写日记。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开始自问：人活着的意义难道就是花天酒地吗？

慢慢地，我写明白了。我觉得记者的报道如果能像心理专家的谈话一样，把读者从崩溃边缘拉回来，那就是意义。后来，我写的监狱系列报道和一些社会调查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收到那些真诚的反馈时，我对这份职业又多了几分敬畏。

可以说，我是通过写作，把自己从迷茫中“救”了回来的。这，其实就是“写作禅”最早的雏形。

在后来的成长中，我决定系统地做“写作禅”，就是想把当年我亲身经历过的那种心理能量，传递给更多人。很多人问写作禅是不是宗教，我都会说，它有很深的心理学内核。正如当年那些心理专家一样，我希望通过科学的引导，让每个人都能完成自我救赎。在我的理念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你与世界的关系都会迎刃而解。

18年过去了。当年睡在体育馆的灾民，如今在废墟上建起了更美的家园；当年那些被苦难笼罩的人们，也早已开启了新生。我们每个人生旅程上的坎坷与创伤，何尝不是一场又一场强度不同的“地震”？那些内在的创伤，那些刻骨铭心的失去，都需要我们去重建、去觉醒。

死者已矣，生者坚强。苦难只是历史中的一页，翻过去，就不再应该让它统治你的余生。

我很感谢27岁那年的自己，勇敢地背着半人高的背包去了一线；也很感谢那位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孩，是她撺掇我写了那份请愿书。这一去，不仅带回了职业生涯的宝贵经历，带回了一段姻缘，更带回了一颗要用一生去践行、去推广的信念种子。

这，就是写作禅的源头，也是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