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出阜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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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初，天刚蒙蒙亮，父亲把我和母亲塞进，阜阳地区卫生局去北京拉医疗器械的吉普车。

前一年阜阳遭大水，泉河决口，北京的医疗机构援助阜阳一批器械。卫生局派车去拉。去的时候两辆车，回来三辆——北京又赠了阜阳一辆救护车。母亲晕车，回来时躺在救护车里，少受了些罪。

车开了两天。过山东时坐轮渡过黄河，船到河心，大人们说起那句"不到黄河不死心"。一路要用全国通用粮票，在河北买早点，找回来的却是河北地方粮票，回到安徽，河北的粮票就不能用不了。

为办妥这批援助器械的手续，我们在北京停了一两个月。我和父母住在大姑家——六铺炕的总政大院，院子大得没边。我在大姑家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第一次用上抽水马桶，第一次睡海绵垫的床。我还看了一场全军文艺调演的汇报演出，我坐第一排，演员比观众多，可演员们演得无比认真、卖力。这些东西，回阜阳后，很多年我都没再见过。

母亲学会了像北京人那样炒菜，把肉和菜搁在一起炒，让所有的菜都变成肉菜。大姑家喜欢我们从阜阳带的炒花生，要母亲在北京现炒，炒得用沙子——沙子拌着花生受热才匀。于是我和飞飞表姐满总政大院找沙子。

二表姐在谈恋爱，嫌我碍事，塞给我一个苹果、一个香蕉，把我打发走。我吃完，又去敲她的门。

冬天爬长城，我第一次在冬天吃到冰棍，红豆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结着厚冰，父亲和母亲拉着我在冰上滑。北京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多。父母买了印着颐和园滑冰图案的手绢，带回阜阳送人。

大表姐那时已是名记者，给我拍了照——我背着一支木头玩具枪，扮英姿飒爽，也有看小人书的。照片洗好后寄到阜阳，是我这辈子最早的好看照片，比阜阳照相馆的摆拍自然、高级。

多年以后，大表姐二表姐都说，我小时候特别能说，坐在小板凳上说个不停。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推断，我当时肯定知道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理当很害羞才对。两个我，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只记得那个抽水马桶，每次用完水总流个不停，我以为是自己弄坏了，赶紧走开；下回再用，它又好了。我那时很感激那个替我把毛病弄好、又不骂我的人。

临走，大姑父说：我不留你们，北京这阵子有点乱，怕是要出大事。我们回到阜阳没多久，天安门就出了事。阜阳街道干部专门来问：你们在北京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 1976 年的春天，周恩来刚走，城里到处是没说出口的事。我在北京待了一两个月，什么也没觉出来。我记住的是一辆清晨扫地的车——那种会自己扫街的车，我从没见过。五十年前，北京的清晨人不多，清冷。

1976年，北京在我心里是天上。不是远，是另一种东西，跟阜阳不在一个可以比的尺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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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父亲跟赵叔进京，要待一个多月。

我特别想跟去。那年我十二岁，正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父亲最后带了妹妹去。上次哥哥去了，这次轮到妹妹。

1976 年父亲对我心存指望，我小学没念好，父亲同时把指望挪到了妹妹身上。妹妹长得好看，像大姑。大姑 1948 年进了部队文工团，大姑父后来成了将军。父亲想让妹妹也参军，走大姑的路。他不知道，1982 年已没有1948 年的路可走。

等待爸爸妹妹回阜的日子里，我想象过他们在北京的样子。我和大伯去阜阳火车站接爸爸一行，没接到，那时家里没电话，只能照约定的日子，猜他们坐哪趟车——好在那时朝南的列车没几趟。

没接到人，我搭了一辆学生去接老师的便车到鼓楼。车上，我悲伤地想，我这辈子恐怕再也去不了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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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暑假，我姨赞助我两百块，我自己去了北京，待了两个月——一个月住大姑家，一个月住四姑家。大姑家有了一台长城 PC，大表姐的。我打开，没找到什么新鲜软件，有点失望。

在王府井书店，我买到了合肥买不到的那些世界名著的最佳译本——《百年孤独》《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很多现代派诗集。我一本一本挑，自己付钱，抱着一摞回阜阳。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1976 年那个苹果、那根香蕉，是表姐塞给我、打发我走的；这一摞书，是我自己来取的。

大表姐得知我想当记者，送了我一本胡舒立刚出的《美国报海见闻录》，讲她走访美国各大报社的见闻。我印象很深，第一次管窥了西方的新闻机构是什么样子。胡舒立在斯坦福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后来，她的《财经》杂志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办了财经奖学金班，我读的是第三期——那段集中脱产的经济学学习，让我入了经济学的门。

我有个表哥，四姑的孩子，只比我大一点。表哥有一台高级的先锋音响，总放《梁祝》，我觉得好听极了。我翻他的时尚杂志。他喜欢欧美电影，借回来的录像带，没有一盘是我在合肥看的那种港台片。

表哥见我老往博物馆跑，劝我去北京游乐园，说那儿好玩。他还说，北京人其实不怎么去故宫。北京游乐园门票贵，一张要三十多块；我舍不得，钱都省下来买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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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之后，我每年都去北京，买电脑，买电视，买录像机，买CD······

1993 年，《计算机世界》编辑韩云第一次刊发了我的文章；我立即去复兴路上的编辑部找他，并开启了到北京工作的计划，1996 年夏，韩云给我介绍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跳上火车，跑到了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