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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七月,曾国藩进驻安徽临淮关,督师剿捻。他定策十二个字: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 查圩具体要求:各地地主士绅修圩寨、清查户口、立保甲连坐。与捻军牵连深的人编进莠民册,按册缉拿。各圩坚壁清野,迁村并圩,把人丁、牲畜、粮草都收进圩里,断捻军给养,也断乡邻之间往来。《清史稿》记:国藩下令迁徙,分别良莠,联络义圩。 查圩逻辑:和谁沾亲带故,本身就是罪证。 捻军根据地在蒙城、亳州、阜阳一带,这套法子先落在那里。 曾国藩督师一年半,河防被捻军冲破,同治五年冬被换下,接钦差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曾国藩用查圩册子,李鸿章用水。李鸿章与左宗棠"就地圈围",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筑堤分割。水阻住了捻军的马队,也淹了淮北乡民的麦子和田。师徒两个,手法不同,心肠一样。 查圩和大水在阜阳乡下杀了多少人、淹了多少人,没有数目。 曾国藩一生经手的杀戮里,只有一次留下了准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他奉旨查办,杀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因为有洋人在旁边看。有洋人看着,死亡就有数目;没人看,就没有。查圩和大水带走的淮北乡民,没有哪一国的领事在旁边记账,于是他们没有数目。 往大里说,也只有一个轮廓。这十几年,史学家曹树基估江浙皖赣等七省死七千余万;皖北的记载是"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但阜阳、颍州这一府,连这样一个估数都没留下。 曾国藩有另一副脸。他写家书谈修身,自律极严,不耽声色,不爱金钱,行军起居只用麻衣竹器,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后人把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中兴四大名臣,今天还把他印成一摞一摞的成功学。学生李鸿章,也披着一身外交家、洋务领袖的体面袍子。在淮北,老师另有一个名字:曾剃头。他的辩护者说,不杀无以树威,不杀无以慑逆。曾国藩同僚胡林翼治乱的名言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那副菩萨心肠,是显给谁看的。 显给朝廷看,是平乱之功;显给同僚看,是治世之能;显给后来修史的人看,是"中兴名臣"四个字;显给他自己每天写的那本日记看,是修身。这些观众都在上面,都识字,都记账。 淮北老百姓不在这张观众席上。这副菩萨心肠对他们是假的——不是因为谁能证明他心里没有半点慈悲,是因为那点慈悲一分一毫没落到百姓身上。落到他们身上的,只有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真正的去处有两个:一个在上面,穿一身中兴名臣袍子的同僚;一个在他们自己——让一双签过莠民册、放过黄河水的手,夜里还睡得安稳。于是这点慈悲成了一块橡皮,把霹雳手段从史册上、从县志上、从他们自己的良心上,一点一点擦干净。 古往今来的酷吏,都想要这块橡皮。有了它,可以杀人,可以留名,还可以睡着。手段是霹雳,心肠摆成菩萨。 程文炳,颍州柳沟村人,十一岁因家无隔夜粮辍学,十七岁入颍州府乡团当兵,靠剿捻一路升到长江水师提督,宅院今天还立在颍东。据他的传记,曾国藩下过一道杀俘的令,程文炳没有执行,曾国藩反夸他"有古仁将之风"。下杀俘令的是曾国藩,夸"仁将"的也是曾国藩。菩萨心肠认得出仁,霹雳手段照样下令杀;认得出,是说给上面和自己听的,杀,是落到俘虏身上的。 这笔账,总该在阜阳志里。我翻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它不记——因为写县志的也是曾国藩的人。 它记土地,不记人。雍正以后摊丁入亩,官府只数地丁银,不再清点活人;续编里第一张完整的户口表,要到民国二十五年。咸同年间死了多少阜阳人,没有数字——他们不是减少的人口,是从没被当人点过数的存在。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记田赋,不记战争。田赋一卷从明初列到民国,崇祯、顺治的兵荒都专列"减荒";咸丰、同治,却没记。 它记的是士绅。"太平天国时代先烈""孝子""义士",名录里清一色贡生、诸生、拔贡。普通乡民没有名字,捻军的兵也没有名字。 它真正记得起劲的,是守城。武备志开篇就写:江淮南北各县望风而靡,"而阜阳屹然独存者,以地方武备充足故也"。城绅设团练总局守住了城,事后得了旌表,得了加广的文武学额。 阜阳乡下人付了两道代价。第一道,在查圩和大水里交出命,这是给王朝续命付的;第二道,在战后这本县志里被一笔抹平,这是给城里士绅维持体面付的。城墙里的人写志,先记住守住城的自己,记不下城外的死者。 这套把人分成莠民和良民的法子,并没有在1868年捻军覆灭时停下。它留下来,换名字。倪嗣冲踞阜阳,株戮党人,马振江、李捷三这些阜阳人被指为乱党遇害,县志记:其事迹无可考,或曰皆莫须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