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字长文详解区块链“元叙事”

微信邦

大家好，我是只说，我在《图说元宇宙》之外开了一个新的番外，叫《元宇宙新使命》，本文是第22篇，“元叙事”。

关于元叙事的主题出现在北大出版社《图说元宇宙》的实体书中，本文从这里出发考察区块链相关的技术哲学。

早在1980年代，比特币的主要前身之一数字现金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大卫·乔姆就认为，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可以以区块链为基础构建）的兴起可能会通过解决大规模监控、在线参与和民主治理的（道德）问题而带来重大的全球变化。

自2008年比特币诞生以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部分似乎越来越朝着乔姆预测的方向发展，也有一部分，却与之背道而驰。

由于在加密经济中挑战权威和控制互动的能力，加密货币被认为是“新控制社会中的武器”。

哲学不仅可以用来理解区块链技术如何调解我们的社会世界，而且反过来似乎也是正确的：对区块链技术的理解可以为解释现代技术如何塑造社会的哲学理论提供信息和素材。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加密货币和货币非国有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它所代表的货币革命，央行如何看待它。我们讨论了加密货币带来的制度革命。做了制度技术导论。讨论了去中心化和区块链律法。区块链下的财产制度。以及制度的社会想象基础。主权货币革命。本文来讨论一下区块链的哲学。

本文是一篇研究文章，探讨“加密货币”，并不代表任何政府组织，也并不意味着本人持有任何政治倾向。

部分资料来源于约翰·塞尔、道森和布坎南、利科、格奥尔格·齐美尔，错误的请归于我，偶尔正确的，请归于他们。

另外，你也可以进一步阅读《图说元宇宙》的图书和在线文章。

（只说的新书《图说元宇宙》）

85，区块链的社会本体

莱斯格谈到，密码代码类似于“人造”法律，因为它可以与法律类似的方式强制在保持机密性的同时进行身份识别。

约翰·塞尔提供了一种社会现实的本体论理论，解释了法律和编程代码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它们的语言起源。

所有人造现象，从街道到政府再到法律，都有一个语言基础。

某些被称为制度事实的人为现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称为“状态功能陈述”的语言实体。

一个简单的状态功能陈述的例子是“我在此声明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

通过在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媒介的环境中同意这样的陈述，同意的语言行为（话语行为）导致了新的现实：它赋予协议方一套新的数字权利和义务，即定义本体的构成规则信息通信技术环境。

关于状态功能的声明既包括内部方面（语言方面，命题）也包括言外方面（语言外方面：意向状态，如信念和欲望）。

它们的特点是塞尔所谓的“双重契合方向”：这个概念指的是陈述的语言、命题方面与言外之意所暗示的人类对世界的指向性之间的契合。

对于陈述，两个不同的言外之意相吻合：使某事成为事实的愿望和使某事成为事实的信念。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声明某事，我们就能够在希望它发生的同时创造一个现实。

例如，当某人宣布成为美国总统时，“我，拜登，特此宣布……”的命题形式，与带来新事态的集体愿望相吻合，暗示着新本体论现实（美国新总统）。

当我们应用塞尔的理论模型来理解本体论区块链技术的现象时，我们可以说它们确实可以理解为状态功能陈述。

它们是陈述，因为它们具有语言的命题结构，使它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现实。

此外，它们是状态功能陈述，因为它们的含义取决于人类愿望和信念的重合结构：当使用加密货币的区块链时，我们相信与我们想要实现它的愿望相吻合的新状态（交易）（我们希望交易发生）。

这些愿望和信念不仅属于个人，而且属于集体。

我们共同希望状态功能陈述成为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交易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的个人行为取决于构成该行为有效性的集体意图。

用中本聪的话来说，需要集体“共识”（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一个“共识机制”）才能使状态功能陈述系统发挥作用。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导致对加密货币的社会语言基础的充分理解。

两个主要缺陷使塞尔的理论不足以作为研究加密货币的坚实基础。

首先，塞尔有解释个人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之间的差距，只是指出集体意向是生物学上的原始现象：意向性是“我们”模式而不是“我”模式。

通过提出这种还原论观点，他取消了文化的影响，而文化的影响恰恰不能还原为人类生物学。

由于我们特别有兴趣了解个人意向性如何在文化上进行调解以达成由区块链技术构成的集体共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解释个人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

其次，塞尔的理论不包括解释为什么陈述可以具有状态功能所需的规范性方面。

对于加密货币，我们想解释为什么我们为它们分配状态功能。

用更常见的术语，我们想解释为什么人们为加密货币赋予价值（不仅是经济价值，还包括情感和政治价值）。

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加密货币的含义（以及它们作为货币的分类）取决于它们与人类规范价值观的关系。

86，叙事理论

86.1 社会话语和社会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塞尔社会本体论的问题，我们转向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理论。

首先，我们考虑关注技术中介作用的后现象学技术理论。

正如唐·伊德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将技术理解为形式规则的形成，而应着眼于理解它们的物质性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例如，我们可以说眼镜等技术构成了对世界的“具身”体验，或者，正如韦碧克所说，科学仪器等技术使我们的体验对象“以特定方式呈现”。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概念化它在主体与其生活世界之间构成的关系来分析区块链技术。

然而，后现象学理论对技术物质方面的关注忽略了语言和符号中介的重要作用，在旨在理解区块链技术的中介作用时，这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这些理论对主体-技术-世界关系所捕捉到的个体中介的关注未能解释“彼此存在”、社会关系如何由技术塑造。

因此，从个人层面的技术中介到集体层面的概念飞跃仍然像塞尔的社会本体论一样存在问题。

其次，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社会中的方法与后现象学理论不同，它更关注语言的作用，通过使用技术对象的“描述”“脚本”或人工制品的“解释灵活性”的概念来捕捉技术中介。

科学-技术-社会的作品侧重于集体调解的相关性：映射社会群体或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的网络。

例如，贾桑诺夫认为，“社会技术想象”是“集体持有、制度稳定和公开执行的理想未来愿景，由对可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并支持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推动”塑造了技术的设计。

这些社会技术想象可以在流行的虚构中纳入对技术人工制品的描述，也可以纳入对国家和公民身份的制度叙事。

稍有不同的是，爱德华兹扩展了诸如温纳对架构结构政策的分析，认为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是根据小型社会团体和大型机构的规范目标的“相互导向”设计的走向社会技术系统的设计。

道森和布坎南对科学-技术-社会中的这种方法表达了丰富的论点，认为技术变革是通过相互竞争的叙事的结果发生的，技术解释之间的交互过程，平奇和伯杰克将其描述为“封闭”。

事实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似乎受到对社会团体和机构的不同解释的影响（例如，纽约州的密码朋克运动和政府监管机构）。

此外，它似乎围绕着“社会技术想象”，其中包括推动其发展的比特币等无国籍机构的“自由主义梦想”。

与此类似，约吉斯反对温纳，认为叙事在技术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谈到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说人们构建了关于它们的叙事，这与各种个人和组织的期望和谈判有关。

因此，比特币等技术的发展表明了一种政治学，被理解为社会话语和社会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科学-技术-社会方法主要侧重于对技术的解释和叙事。

正如平奇和伯杰克解释的那样，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可能对一种技术有某种解释，这种解释随后会影响不同参与者（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话语。

这种将技术作为社会话语元素的叙事将人类能动性放在了最前沿。

尽管有人认为设计是“共同制作的”，或者人工制品，如文字，也是政治工具，它是由不同的人群共同制作的。

因此，这些方法似乎不足以回答从后现象学理论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即人类和技术共同塑造现实：某种机构也必须归因于技术。

此外，似乎叙事本身被视为预先给定的，而技术设计似乎是这些叙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例如，据说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一项技术有不同的解释，设计也会相应地改变。

相反，按照塞尔的观点，我们应该说技术结构，作为由状态功能陈述系统组成的，不仅包含解释或委托脚本，而且创造或构成新的社会现实。

因此，我们不仅想问对区块链技术的不同解释如何塑造他们的设计，还想问技术本身又如何塑造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

回到叙事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技术变革的想法，正如道森和布坎南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建议通过询问重新构建他们提出的问题：人类和技术如何共同塑造具有是否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以技术为媒介的社会现实的理解？

这种方法可能会回应芬伯格对技术的后现象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社会中的理论提出的担忧，即它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关系本体论，但不足以提供相应的意义解释学理论。

同时，我们必须抵制诸如温纳提出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因为我们的框架应该明确承认人类和技术在社会现实调解中的作用。

这些担忧促使我们转向叙事理论，尤其是保罗·利科的著作。

关于叙事的本体论意义，关于这个概念如何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以及它们如何塑造社会现实，存在各种哲学观点。

一些学者将叙事视为一种工具性认知能力或语言工具，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与人类在世界上的方式相关的本体论类别或将人类生活本身理解为具有叙事特征。

关于叙事作用的另一个理论分歧存在于谴责叙事为基本哲学概念的经验主义传统之间和一种解释学传统，它拒绝接受不受叙事影响的经验观念。

后一种传统认为，人类社会世界的所有表征都以人类语言解释为中介，主体性始终由语言“通过‘符号、符号和文本’”来中介。

利科属于将叙事概念化为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哲学传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中介。

因此，我们不应将叙事仅仅视为塑造技术设计过程的工具或话语工具，而应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现实的基本本体论方面。

超越哲学，多位学者已经展示了叙事本体如何提高我们对社会世界具体方面的理解。

例如，布鲁纳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观察“文本如何影响读者”来增加我们对嵌入文化背景中的人类心理学的理解。

因此，他声称叙事可以“创造事件”甚至“创造历史”。

与此类似，查尔尼娅维斯卡采用了一种组织研究方法，可以将人类状况的“反身性”理解为集体行动的基础。

她将组织理解为一个故事，理解为一种由人类互动和通过叙事进行解释的社会结构。

哥谭和史泰博展示了叙事的重要性如何超越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并且可以帮助分析“以过程、面向行动的方式的人类能动性”。

因此，有人认为，对我们社会世界的叙事性理解将改善社会学调查。

这些和许多其他学者已经展示了如何将叙事本体有效地用于研究我们社会世界的不同方面。

我们将以此理念为基础，探索叙事理论，专注于利科的工作，如何帮助我们研究区块链技术在我们社会世界中的作用。

86.2 探索利科的叙事理论

与塞尔不同，利科解决了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的社会现实的语言中介的两个方面。

首先，他将叙事描述为文化现象：解释我们在文化嵌入的时间中与叙事互动的方式。

其次，他解释了为什么叙事可以勾勒我们的社会现实：因为它们配置了重新塑造社会事件的叙事情节。

情节化Emplotment是定义叙事结构的过程，具有直率的规范，因为叙事中的人物不仅是塞尔所描绘的中立的“行动者”，而且“具有道德品质”。

与经济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等广义的“行动者”不同，他们根据连贯的、非规范的动机行事，人物可以是善或恶，理性和非理性：叙事结构的领导者或对立者。

利科理论的这些特征使他能够超越塞尔的形式方法，并为我们社会世界的语言中介提供一个整体的、规范的说明。

此外，叙事性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将现代（分析）思维试图保持分离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物质-技术和叙事-语言-文化。

我们如何利用利科的叙事理论来理解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技术现象？

我们想探索在何种意义上这些技术本身可以具有“叙事”品质，而不是仅仅被围绕它们构建的叙事所塑造。

乍一看，叙事的概念似乎与任何技术都相去甚远。

由于利科的理论围绕文本范式展开，我们需要证明文本中的叙事概念可以扩展到叙事技术概念的主张是正确的。

技术在利科的作品中只扮演边缘角色，尽管他明确认为叙事应该被视为人类存在的一般方面，它超越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还包括人类知识的不同领域，如“宇宙学、地质学和生物学” 。

不幸的是，大多数技术哲学学者都在处理技术调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方式，在他们的理论中不包括利科的工作。

然而，大卫·卡普兰将利科的工作与技术哲学联系起来。

他认为，利科的解释学方法以及他对人类经验和叙事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的分析可以在关于技术的讨论中取得丰硕成果，因为这些元素可以通过包含以下概念来丰富对技术中介的分析语言和社会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