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谱学云: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这么重视,是因为除了家谱,很少有人替普通人保存他们的存在。 国史只记得帝王将相。州志只记得封疆大吏。剩下千千万万个住在某条街上、种过几亩地、生过几个孩子、最后葬在某座小山坡的人——他们的名字只在自家的家谱上活着。
家谱断了,他们就真亡了,从历史里干净地消失了。阜阳的家谱,断过三次。
崇祯八年(1635 年)正月十一日,李自成、张献忠兵临颍州,十二日,城破。阜阳名门望族在这一日,死伤殆尽: 张鹤鸣,八十五岁,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被俘,骂不绝口,死。 张鹤腾,鹤鸣弟,云南副使,精医,著《伤暑全书》。 张大壮(志另作大同),字同甫,鹤鸣子。张家三人同死。 鹿劲,字建功(府志原文,刻本另作"薛劲",字形相近)。 王聘汝,字起莘。母时氏殉难,他率邻壮数百人于杨家店力战,身被数十创死。 陈继信,字凤津,年踰六十,有膂力善刀剑。所铸佩刀,刻"杀贼报天子"五字。城破时持刀拒贼,刀折逐死。 王印,字云卿,工五字诗,筑慧湖别墅,城头柏树自缢。 府志另载,有举人夫妇端坐堂上同殁,有千总率守军追击贼骸壅塞河道力战殉国。 道光《阜阳县志》卷十二·忠节,记入忠义祠者九十余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下旨统一入祀。距殉国已141 年。 第二次,咸丰至同治年间(1853-1863)——捻军在皖北活动十余年。大规模围攻阜阳出现在同治元年(1862),前后涉及阜阳战事约持续十年。乡野家族被裹挟、迁徙、失散。第三次,1937 年抗战起,日军侵入皖北,阜阳屡遭轰炸;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前后,皖北是主战场之一;此后又经历多次社会运动。短短四十年里,旧族谱、祠堂、家族档案多有损毁,大量乡野家族再次失散。每一次,死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一代人写下来的纸。 家谱断,不是少了几代名字这么简单,是那一代人维护的这份家族记忆被物理销毁。等到下一代有心力重修时,只能从老人口里抢救——而老人记得的,通常只到自己祖父那一代,再往前是模糊的传说。 中间空白的几代——不是没存在过,是没人为他们留下证明。 鹿祠街我在鹿祠街 43 号 19 户住过二十多年。我不姓鹿。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鹿祠街上几乎没有姓鹿的人了。我没见过鹿氏宗祠,鹿祠街上,主要是专属医院家属院。但我从小就隐约感觉到鹿家一定不简单。
康熙朝末年,鹿氏家族再次闪烁一个名字,鹿祐(地方志多写作"鹿佑"),1648 年生于颍州城内南关。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进士,三甲出身,初授浙江西安县知县。后历江南道监察御史、通政司参议、顺天府丞、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兵部右侍郎转左,官至河南巡抚。 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主持纂修《阜阳鹿氏族谱》八卷,木活字本。此谱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库。修谱距乙亥(1635)城破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是什么概念——当年城破时刚出生的婴儿,这时已经成了 77 岁的老人。鹿祐能从他们口里听到的,大概是他们小时候听祖父辈讲的故事。再往前,无人记得。 据现存记载,鹿祐修谱时,鹿氏旧谱已散失残缺。他依靠残存文献与父老口述,把全族能找到的死的、活的、流落的,一项一项整理出来。这一过程,鹿祐自己概括为八个字——搜括残编,访诸父老。 中间没有衔接上的几代,谱里大概率写的是"佚""未详""不知所终"。 修完谱的第二年,他遇到了一道墙。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阜阳老城大寺巷,鹿家与邻居宁家因建房争墙基,僵持不下。 阜阳地方长期流传一种说法:鹿家差人进京,求他这位在朝大员撑腰。他回信只让做一件事——让一墙。宁家听说后,也跟着让一墙。留出的一条青石巷,只够一个人走过。 这条巷子今天还在,在颍州区古商城南门对面,颍河西路南侧 558 号——离我从小住的鹿祠街,往东不过五百米。青石铺的,比一般人想象的长——不是很短的一段,是一条完整的街。 巷子太窄,反倒成了年轻人说话的地方。我小学放学回家路上,不止一次,驻足听时髦男女聊天,良久。他们聊什么,我不记得了。但现在好奇,他们为何不驱赶我?三百年前两家退出来的一道墙缝,后来装下了另一代人的日常。 一人巷未作为独立市政路名出现在民政局的标准地名牌上,但作为历史地理实体,在阜阳人的舌尖和脚下活了三百一十三年。1712 年鹿祐回乡修谱,看到的是 1635 年大屠杀留下的疮痍——空白的世代、湮灭的女性名字、无后者的两字空缺。一个刚刚把家族残谱重新整理完的人,大概很难再为几尺墙基耗费太多心力。 所以,地产可以让。墙基可以让。 但这一让,留下了一个空间遗存。三百一十三年后,这条青石巷还在。 它比族谱耐用。族谱可以再毁,墙不会——墙是空间,空间比纸更难烧。 阜阳人不识字也能从中间走过去。走过去的人不需要知道鹿祐是谁、不需要看过国图古籍库里那部八卷本,就能感受到:这里曾有两家人,各让了一墙。我母亲姓宁。 家族记忆有时不需要写在纸上。一道空着的墙,比一行文字更顽强。 没进家谱修谱从来不是中性的记录行为,它是一次家族内部的历史裁决。这一裁决不只是名分的——家谱同时也是基层产权系统。谁的名字进了谱,谁就有祠产分配权、墓地使用权、祭祀资格、宗族遗产继承权;无嗣者过继谁、嗣子能不能继承族产,全要由族长依谱裁定。中国基层社会的财产秩序、婚姻秩序、香火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家谱这一份纸来维护的。入谱者,有名分,有继承,有香火。 不入谱者,什么都没有。 女性。乾隆《颍州府志》卷八烈女志里,1635 年城破殉节的女性——汪氏黄之奎妻、张氏刘一贵妻、刘氏徐玉妻、赵氏王某妻、孙氏张徐妻、司氏赵三在妻——每位有夫姓、有殉国方式,没有自己的名字。族谱里更彻底:女性记为"女,适某氏",连她娘家的姓氏都未必全。 佃户与雇工。修谱要钱,要笔墨,要识字的人。住在张家大宅子里的张氏宗族成员能进谱;同一屋檐下烧火、挑水、扫院的,不能。他们和那个"家"住在一处,但不是那个"家"。 外来杂姓。1635 年城破后,阜阳人口大量外逃,清初有大量外省移民填补。这些后来人,一两代之内不会被本地大族族谱收录。他们在阜阳活过、生过孩子、死在阜阳,但本地族谱里没有他们。 失败者。科举失败的、生意破产的、出家的、流亡的、犯过事的——族谱很少记。能进谱的人,通常已经过了某种"成功筛"。 无后者。中国家谱以男性血脉为骨架。无子嗣的家族成员,通常写"无嗣"两字,有时连这两个字都没有。他们的人生,在族谱里以两个字的空缺存在。 断代时的所有人。1635 年城破中死去的鹿氏中间几代,如果鹿祐 1712 年修谱时已经查不到,他们就永远从家族记忆里消失了。今天能叫出名字的九十余位殉国者,是因为他们有功名、有官职、或者死得壮烈,被官方写入忠义祠。还有更多的人——城破那几天死的奴婢、佃户、邻居、过路人、孩童——没人记得。 家谱保存了记忆。同一动作,它也塑造了遗忘。 被写进去的人,定义了这个家族是谁。 没写进去的人,也在定义这个家族不是谁。 断后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朱熹引赵岐注: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在一个国家档案长期脆弱、地方战乱频仍、民间记忆高度依赖血缘的社会里,"断后"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没有后代——它是从历史里彻底消失。 国家不记得你。州志不记得你。只有你的子孙后代和他们的家谱记得你。一旦没有后代,没有人续写你那一支族谱,没有人在清明节烧纸念你的名字——几十年之后,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一份记录写过你来过。 中国人对"断后"的恐惧,实际是对从历史里彻底消失的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战乱多少次、家谱断多少次、文献毁多少次——只要有一代人活下来,过个几十年,总有人重新把家谱续起来。 鹿祐 1712 年做的,就是这件事。 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怎样修家谱,才让这件事真正有意义?
旧家谱的逻辑,大体是"为祖宗排座次,给家族争面子"。攀附名人,堆砌官衔,粉饰家族史。三十代上接到春秋战国,五十代上接到黄帝。鹿祐死后三百年,2024 年的新闻报道里,还有人把他的官衔从兵部侍郎抬到左都御史。从来如此。但今天修家谱,实际上已经不必再这样了。 国家档案早就比明清完整。户籍、社保、医保、不动产登记,基本能证明一个人来过。今天修家谱真正不可替代的功能,不是再证明你存在过,而是证明你怎样存在过。 所以今天的家谱,应该回到那个被旧谱长期忽略的角度: 把寻常人的名字写下。不光是有官职的、出过名的、留过遗产的。包括小学老师、村医、护工、外出务工的、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他们也在你这一族里活过。 把女性的名字写全。不是"女,适某氏",而是她的本名、出生年、职业、做过的事。她在你这个家族里不是一个空白,她是这个家族的一半。 把那些以前不会被写进去的人记下来。外姓的、失败的、无后的、断代时消失的——能找到一个名字,就记一个名字。 把家风写下来。一两件具体的事就够——某位长辈遇到争执时怎么处理,某次贫困时家里谁先让出口粮,某次冲突时父母怎么决定。家风不是漂亮话,是几代人在不可压缩的处境下做出的选择倾向。 家谱要写的,不是"我家曾经多了不起"。 家谱要写的,是"我们家这一族,曾经怎样活过、怎样选择过、怎样把人传到下一代"。
我家对面的鹿祠街,现在已经基本是医院。墙是医院的,房是医院的,挂号大厅是医院的。 但街还叫鹿祠街。 鹿氏不在了,鹿祠也不在了。可是只要这条街还叫鹿祠街,就还有人会问一句:鹿在哪里? 只要有人问,鹿就还没有彻底消失。 家谱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有人在某一本家谱上看到自己祖先的名字,即使中间断过三次,即使空白处写满"佚",那个家族就还活着。 家谱不是历史全部。 家谱只是有人替他们写过名字的那部分历史。 我们今天能为后人做的,就是把更多人的名字——尤其是历来不被写下来的那些人的名字——写进去。 让三百年后,有人翻开这一页,还能找到一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