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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是诺贝尔奖集中揭晓的年份。
通常顺序是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最后公布的是经济学奖。
经济学奖是六项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它也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 而是在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 在成立300周年之际增设的,1969年首次颁奖,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提供。
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57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经济学家,表彰他们 “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
一半奖项授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乔尔 · 莫基尔(Joel Mokyr) ,因为他 “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从经济史的视角,解释为何 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制度保障会成为现代经济常态,是长期增长的先决条件。
另一半奖项授予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 · 豪伊特(Peter Howitt),他们“提出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 建立了“熊彼特增长模型”,用数学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 ——
经济增长是新旧之间冲突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强调了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
自此,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经济学家都尝试对现代增长进行理论分析,但大多未能成功。
这届经济学奖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强调制度环境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让我们能重视创新的重要性和建立背后完善的保护机制。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和地缘整治纠缠,关税风波、债务危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在增的背景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创新驱动型增长中,需要: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激励与竞争机制达到倒U型平衡、制度与知识产权保障、资本研发与投入,四种核心要素。
这么看,咱们的宏观政策体现了高度的理论前瞻性。
国家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高质量人才托举高质量发展是一直在强调的内容。
所以,当下能吃到 “工程师红利” , 以工程师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者,是我们的硬核优势,也是我们敢于硬刚卡脖子的底气,帮助我们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不过,要人才也不一定要无效内卷。
莫基尔强调的是有用知识和创新思维 ,而教育的军备竞赛仅仅是为了重新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或录取名额,属于低效的知识储蓄。
所以,教育上减少 无效的重复性训练,释放人才精力去学习和创造真正有助于生产力提升的知识和创新技能。
企业发展也同样如此,一味的价格战显然会造成失衡,恶性竞争消耗了用于研发的利润,容易造成越卷越不赚钱的循环,这用“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去看,就是需要 激励与竞争机制达到平衡,达到“适度竞争”区间 。
怎么达到呢?
这就需要 制度保障 ,咱们十八大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知识产权创新,咱们的知识产权制度跳出了私权保护的局限性,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比如重大创新攻关,因为门槛很高,单靠市场容易失灵和停滞,而咱们可以依靠国家力量,成立专项,让 高校、科研所 的 科研成果 快速落地,高效打通创新产业链条,既能保护创新,又能解决长期资金问题,还能服务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
而另一边,对于那些烧钱补贴,争抢流量,过度竞争,想的不是搞创新而是搞垮对手的行为,也出手干预,约谈叫停。
通过限制低价无序竞争,反内卷,提高企业利润,让能够有精力转向创新,用新产品和新技术来淘汰旧产品,实现新的持续增长。
而在当下,无论是 中美 ,押注走上新一轮创新技术革命,促进经济增长的“宝”,就是AI。
对于迎面而来的AI浪潮,很多人是既喜又忧,既希望AI会带来引爆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又对AI革命的颠覆性表示担忧。
它的 破坏性 , 主要 是 对现有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但咱们也常说,新技术会创造全新的产业和生态,这也是对旧经济的增量贡献。
以咱们的产业升级为例, 上港集团洋山港四期 是首个拥有“中国芯”的自动化码头。如今,大多数码头装卸工作由机械完成,效率大大提升,原有的码头工人在经过培训后担任操作员等岗位,也能成为知识型、技能型人才。
不过,AI的 “创造性破坏”不是自动带来繁荣的, 必须通过制度来管理和调控,在竞争和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让增长的成果能够由社会共享。
或许在未来,AI技术创造性颠覆同时,国家可以帮助建立职业再培训体系,帮助一部分人做职业转型,和AI协作产出更大价值,如果是低水平重复劳动活被完全替代的,是不是也可以靠手艺谋一条出路,当然,现在在前端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时候,就应该做相应调整了。
创造性破坏过程肯定会有痛苦,但这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可避免之痛,我们个人只能在看见大势之后,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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